范荣康：骨子里毕竟是文人

　　□劳剑

　　一大家子，就他名气最小，甚至几乎没有名气，提起他、介绍他，都会说，他是谌容的丈夫，梁左、梁天、梁欢的老爸，如果再加一个身份，是英达的泰山大人。

　　是的，夫人、儿女，个个了得。

　　夫人谌容，为人熟知，当代著名女作家，所著小说《人到中年》，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洛阳纸贵，改编成电影后，风靡全国。三儿女梁左、梁天、梁欢，妇孺皆知。大儿子梁左才华横溢，是名编剧，当年万人空巷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总编剧，也是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表演的经典相声《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的作者，可惜，英年早逝。眯缝着小眼的梁天，虽长得有点寒碜，却富有喜感，是名演员，出演《我爱我家》一炮而红，后来又在《顽主》等众多影视中一展身手，与葛优、谢园并称“喜剧三剑客”。妹妹梁欢能写能演，既是名编，又会演戏，正是在拍摄《我爱我家》期间，与著名演员英达相爱，后来结为伉俪。

　　作为“一家之主”的范荣康，家里有如此多名人，排“名”末位，理固宜然、默默无闻，也算是俗世“常态”。

　　其实，你有所不知，范荣康同样十分了得。他是老革命，先后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分管理论、评论和文艺副总编辑，是《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作者。其间，曾担任中央领导的政治秘书。如果说，他的夫人和儿女在文学艺术界龙腾虎跃，他则在舆论界叱咤风云，某种意义上，他的笔，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一

　　范荣康本姓梁，名梁达。在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为安全，遂改名范荣康，并以此为笔名，以此行世。他生于1930年，16岁就入党，18岁参加革命，曾先后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就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人生迎来重大转折，这年12月，他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在人民日报社期间，范荣康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组织了许多重大报道。

　　看这一“履历”，就会发现“谁谁的丈夫、谁谁的爸”还真有点“委屈”了范荣康。

　　范荣康自有自己的辉煌。

　　他是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发现者”之一，参与挖掘了“大庆精神”。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刊发“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通栏下便是袁木和他联袂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 大庆人》，通讯说：“在延安度过多年革命生涯的老同志，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了延安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石油工人王进喜，大庆油田上有名的‘铁人’，就是大庆人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这种毅力，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作风，在几万名大庆建设者的队伍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珍贵的，既是继承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新的风气：他们事事严格认真、细致深入、一丝不苟。”

　　自己的笔，能够塑造“铁人”，揭橥“大庆精神”，这样的成就，对任何人来说，都足堪欣慰。

　　范荣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优秀记者，在此之前，已经写有多篇有分量的社论——当时《人民日报》总编邓拓要求记者的跑口领域有重大事情都要报送社论选题，并独立撰写。1957年前后这段时期，他写了多篇有关工业交通的社论，像《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加紧努力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提高重工业产品的质量》等社论。

　　毕竟是文人。他后来说：“在这一时期，为了写好《人民日报》社论，我做了一些探索，从选题、立论到写作的方法我觉得都有独到之处，为《人民日报》社论带来一股新风。”这话感觉颇为自负，事实确是有“论据”支撑的。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他写了《伟大的理想实现了》的社论庆贺，文中引用了古代诗词中关于长江波涛汹涌的句子“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在说到过去几十年修建长江大桥的愿望难以实现时引用民谣“黄河水，治不好；长江桥，修不了”，这在《人民日报》关于工业的社论中极其罕见，他自称“算是一种探索”。

　　他还在社论中引用西方人的论述，这在当时也是大胆探索。

　　1954年12月25日发表的社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一文中富有诗意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这句话，毛泽东主席大加赞扬，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还引申说：“‘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于是，这句话成了中国人与天地斗的名言。

　　他还将社论写得声情并茂。1957年1月7日的社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虽是“命题作文”，仍然融入了文艺味，写得与众不同，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赞扬说：“社论像散文似的，很好！”

　　范荣康的敏锐目光、理论功底和活泼文笔，引起了报社高层的极大赏识。于是，“转战”评论领域。从此，他的人生与《人民日报》社论紧密相连。有文章称：“要算起来，参与过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人不在少数，上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至‘文革’期间的造反派……但是，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浸润其间，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智都化作了那神圣名号下一行行铅字的，唯范荣康一人。”

　　如果把这些社论串联起来，可以展现当代中国的真实景象及其各种运动的背景，也是了解历史的一份独特“样本”。正因范荣康拥有这独一无二的“资源”，特别是“了解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他离休后，曾经的下属的下属袁晞和著名口述历史作家李辉一起“怂恿”他口述自己当年所写的部分社论的台前幕后故事。他呢，也正想写回忆录，于是一拍即合。不过，他这时已患有六七种严重疾病，只能视病情时紧时缓地“口述”。后来，袁晞据此整理成了《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一书，并于2009年5月出版。

　　范荣康将回忆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探索”（1952～1957）、“遵命”（1957～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

　　“探索”阶段，是范荣康意气风发的一段时期，许多社论都出于“自选动作”，还有不少出彩的思想、观点，文风也相对活泼。然而到了“遵命”时期，顾名思义，多“遵命社论”，大多是“根据领导的布置去找实际材料写”，“探索的精神少了，基本上是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写，违心的话也越说越多。”他遵命写了《祝河南大捷》《祝广西大捷》等配合或营造“大炼钢铁放‘卫星’”，宣传“大跃进”的社论。

　　当然，到底还是有风骨，即便“遵命”，他还是“放出眼光，开动脑筋”，尤其看到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颇为担忧，主动写了多篇社论，对不顾科学、不顾安全、不顾群众生活的一些做法和倾向提出批评。也到底不脱文人本色，在1958年的元旦社论里，笔端还是流出了诗意的句子“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中就借用了这句漂亮话，此后，这句话成了很多文章的“惯用语”。

　　遗憾的是，口述到1966年便戛然而止。天不假年，2001年4月25日，范荣康因严重肺疾去世。“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口述最终没有完成。可以想见，这二十多年的“社论历史”肯定更加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社论撰写和发表的台前幕后故事，也必定更加险象环生和恣肆汪洋。

　　现在，只能是冀望有心人再将此后的《人民日报》社论串起那些重大的历史。

　　二

　　范荣康骨子里毕竟是文人。

　　所以，他熟谙文艺，对文学艺术家也有惺惺相惜之情，在人民日报社分管文艺时期——也正巧在乍暖还寒时节的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尽心竭力、甘冒风险，努力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多样。

　　当时有段时间，“流行歌曲”“流行音乐”遭到争论和批判，特别是一些港台歌曲、摇滚乐和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曲手法，不是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就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屡屡被批被禁。1980年9月的“金秋新星音乐会”上，海政歌舞团演员苏小明演唱了《军港之夜》，虽引起轰动，却迅即遭批，说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有位军队的音乐权威宣称军队的歌曲应以反映部队生活为主，内容要革命的、健康向上的，《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同在海政歌舞团的付林和程琳也因创作和演唱《小海螺》受到严厉批判，付林被批他的创作毒害了少年儿童，呼吁“救救孩子”，他也为此受到党内处分，程琳则被批模仿港台明星，歌声极具“挑逗性”，歌曲因而一度被禁。海政歌舞团因此险些面临解散。其他如《乡恋》的演唱者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也都曾受到批评。叶小钢、谭盾、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也时不时被点名批判，有文章称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唾余，背离民族文化。

　　在那个年代有段时间，摇滚乐更被“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无论演出还是词曲都不被主流意识所容纳”，作为代表人物的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等歌曲，只能“活跃于地下”。

　　人民日报决定站出来。

　　范荣康的下属的下属、时任文艺部编辑的陈原在2018年发表的《一九八八，〈人民日报〉为崔健和〈一无所有〉正名》一文回忆了这段“往事”。他说，“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打开顺畅的创作之路，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说到人民日报文艺版当时生龙活虎的局面，不能不提范荣康。”

　　正是范荣康，首先想到为崔健正名。陈原说：“与老范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的思路是，为崔健和摇滚乐正名，可以彻底消除人们陈旧的艺术观念，打开思想解放的大门……连摇滚乐都能创作、演唱，其他就更不在话下了！”

　　于是，陈原（署名“顾土”）两篇有关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的文章，横空出世。第一篇是1988年3月23日发表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文章非常尖锐地写道：“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写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文章还批评说：“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据呢？天知道。”

　　这篇文章反响强烈，压力也随之而来，有的部门有的人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但范荣康还觉“不过瘾”。

　　1988年7月初的一天，范荣康碰到陈原，要求再登一篇介绍崔健的文章，说“我看你们版面可以介绍崔健和《一无所有》”。陈原回忆说：“我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老范斩钉截铁地答复：‘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等到作为头条排上大样后，老范审阅时又来电话，要求将《一无所有》的词曲配在版面左下方。”于是，7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文艺副刊头条刊出了顾土的《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一文及《一无所有》词曲。

　　这顿“操作”影响可说是爆炸性的，崔健父亲看到报纸失声痛哭、连声感谢——“一直为儿子担惊受怕，现在好了，放心了，党报替崔健说话了”——自不必说，连出租车司机碰到作者都大赞：“《人民日报》太棒了，登出了崔健！”

　　《人民日报》的影响力立竿见影，“自从人民日报介绍崔健并主办演唱会后，崔健的创作和演出便毫无阻碍、顺利进行，媒体报道崔健和摇滚乐也不再是禁区了。”

　　“解救”崔健，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放”了被批为“靡靡之音”“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的“流行歌曲”“流行音乐”。

　　乘胜前进，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像专门介绍叶小钢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等多篇流行曲目的正面评论，并与其他部门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奖”，并让崔健压轴登场，像刘欢、成方圆、韦唯、郁钧剑、李玲玉、吕念祖、屠洪刚、杭天琪、田震、孙国庆等一批现在家喻户晓的明星获奖，他们也由此迅速走红，“流行歌曲”则正式流行，被百姓传唱。

　　这段历史，同样如撰写社论一样，体现了范荣康的风骨。

　　确实毕竟是文人。离休后，范荣康身上的文艺细胞再度活跃。也许是家里的文艺氛围实在太浓，也许是子女们其实是传承了他的文艺基因，搁下社论撰写、卸去身上担子后，他想换个“笔法”和“活法”。袁晞说：“老范曾说，这下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

　　他想写小说了。

　　其实是可以猜见的，一家子人，都从事文艺创作，且一个个名满天下，一家之主，哪能“袖手旁观”，或者说，哪能不“一显身手”？

　　于是，范荣康的思绪浸入了故事之中。让人大为惊叹的是，他居然开写爱情故事了。于是，两篇爱情小说《梦中的女孩》和《不了情》先后在1992年的《十月》和《时代文学》发表。

　　可能是疾病的折磨，也可能还要顾及口述历史，目前所见，范荣康的文学创作，仅此两篇，可谓昙花一现。坦率说，两篇小说，也只是一遂所愿，比起夫人的《人到中年》和儿女们的《我爱我家》，分量和影响都相距悬殊，很快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作品汪洋中。这确实难怪，一辈子写惯了社论，已经习惯于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一下子要转到感性思考和形象思维，这个“弯”转得是太大了。

　　然而，这位“一家之主”的范荣康，虽然在俗世的名声没有夫人和子女大，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同样巨大，他的名字，不应湮没在历史的尘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