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母戊鼎”改名“后母戊鼎”说起

　　□赵畅

　　“后母戊”青铜方鼎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当年的教材上它的名字是“司母戊鼎”或“司母戊方鼎”。一个“司”，一个“后”，看起来区别不大，前者似乎还更有“群众基础”，为什么一定要“较真”？对此，文物专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严谨地解释说：“这个‘后’字，它是反文，就是反着写的。看起来可以念成‘司’，实际上只能作‘后’讲。”

　　93岁的考古学家孙机先生之所以如此较真，是因为在他看来，“文物研究是科学，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更何况，“司”与“后”其意义大相径庭，如若“司”“后”不分，以讹传讹，必因谬以千里而贻笑大方，成为千古笑柄。

　　正如孙机先生所言：“《说文解字》里说‘司’是普通职工，你想，一个普通职工，能给他做这么大一个祭祀的鼎吗？1800多斤，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后’，因为‘后’是有地位、有身份的。”其较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把每一件文物搞懂、弄通、吃透，为何是重要的前提？这是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是过往历史、文化、科学、工艺等诸多信息的有效载体，人们了解、积累知识和智慧，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剖析、了解文物而获得并完成的。既如此，那么，在鉴定文物过程中我们就必须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守工匠精神。否则，稍有差错，就有可能影响正确的判断和最终结论。

　　想起2014年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在一锤定音之前，有国家提出异议，“他们说本国的丝绸比中国更早，但那用的是野蚕（柞蚕、蓖麻蚕等）吐的丝，而不是家蚕（桑蚕）”。本来不是事的事，有了插曲还是要重视。中国国家文物局就此要求考古界拿出“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实物证据。其实，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已获得多次实证，但方法主要是观察。如何在炭化、灰化、泥化、矿化的遗迹遗物中，找到丝绸的痕迹？我们便借助科技的力量，进行了“于无形处觅丝踪”的一系列追溯，最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丝绸起源于中国。

　　能否对文物鉴定做到较真、一丝不苟，反过来，也是对鉴定者自我道德、人品的鉴定。极个别鉴定家满脑满眼都装着金钱与物质，他们又怎么可能恪守职业道德和从业规范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机先生身体力行于较真、一丝不苟，闪耀着思想的光辉、精神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也无疑成为鉴藏界和博物馆系统一股潺潺不断的清流、一柄猎猎作响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