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南戏
徐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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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画像 |
□徐宏图
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王国维先生继承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哲学、史学、文学、戏曲、文字学与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均作出卓越的贡献。戏曲研究的著作有《曲录》《录曲余谈》《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等多种。其中又以《宋元戏曲考》对学术界的影响最大,它以宋元戏曲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并回答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艺术特征、文学成就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01 南戏的渊源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一再指出南戏源于“古曲”,包括唐宋大曲、宋词、诸宫调、唱赚等。显而易见,此处所谓“大曲”,就是钱南扬先生在《戏文概论》中所说的“古剧”,包括歌舞剧和滑稽剧两类,前者以歌曲、舞蹈为主,计有大曲、曲破、法曲、鼓子词、传踏、诸宫调、唱赚等;后者以说白、科范为主,如宋金杂剧、院本等,南戏正是在这些古曲(剧) 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多种艺术综合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唱曲及宫调联套,据他统计,南戏所用南曲543支,出于古曲者凡260支,近乎一半;而元杂剧出于古曲者,仅占三分之一,可知南戏渊源比之元杂剧更古些。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南戏之曲除来自古曲外, 还来自温州及其附近的民间小调,即《南词叙录》所说的 “里巷歌谣”和“村坊小伎”,没有它们,也不可能产生早期南戏“温州杂剧”。二是故事,他举《荆》《刘》《拜》《杀》及《琵琶记》五种戏文故事均来自古曲为例,然后得出结论说:“然则今日所传最古之南戏,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三是表演,包括脚色行当等,多有沿袭古剧者。正如张庚先生在《戏曲艺木论》中指出的那样,宋元戏文“把滑稽戏的表演和宋杂剧的表演,整段整段地搬到南戏里来” 。
02 南戏诞生时代
关于南戏产生的时代,学术界主要有三说:一说北宋宣和间,二说南渡之际,三说南宋光宗朝。前二说见明祝允明《猥谈》,第三说见徐渭《南词叙录》。王国维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出于南宋”一说,他在《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章说: “南戏始于何时,未有定说。以余所考, 则南戏当出于南宋之戏文。”因为“宣和”说尚找不到确实的证据,故王国维发问:“其言出于宣和之后,不知何据?”“南渡”说虽然有据,但亦可划入南宋时期;宋光宗朝已属南宋,故王氏摒除“宣和”说而定为“南宋”说,说明他是十分注重“实据”的,这正是乾嘉学派的一贯主张。
同时,王国维又很注意南戏的滥觞期。因为南宋时期的戏文既已盛行,并已从温州传至杭州以及江西、福建等地,那么,它的滥觞期当在南宋之前。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又说:“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这里的“宋”当包括滥觞期在内的北宋,可见南戏也很有可能诞生于北宋。
03 南戏诞生地
王国维《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在考证南戏诞生地时说:“唯其与温州相关系,则不可诬也。”接着又说:“至以戏文为永嘉人所作,亦非无据。”此处的“永嘉”即温州,于是,他举《祖杰戏文》《琵琶记》《韫玉传奇》等均为温州人所作为例,得出南戏诞生于温州的结论:“宋元戏文大都出于温州,然则叶氏‘永嘉始作’之言,祝氏‘温州杂剧’之说, 其或信矣。”这里的叶氏是指元末明初人叶子奇,他在《草木子》一书中说:“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祝氏是指明代祝允明,他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对王国维此说,郑振铎、周贻白、钱南扬、董每戡等大家均无异议。只有个别人认为“南戏不仅出现在温州,还同时出现在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以及潮州这一条线上”, 这就是所谓“多点论”或“一条线论”。此说实在无法成立,理由有四:
首先,所有早期文献,能与“戏文”有关的地名,只有浙江的“温州”“永嘉”“温浙”三名,被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温浙戏文”,却不能从福建找到任何一个地点可与早期戏文联称。
其次,与福建有关的戏史资料,如有关朱熹、陈淳禁戏记载,只能找到诸如“淫戏”“乞冬”“戏头”“戏乐”“优人作戏”“弄傀儡”“杂戏”等百戏名目,却找不到一条可以确指是“戏文”或“南宋戏文”“南戏”等名称。
第三,福建保存有一大批南戏剧目,十分珍贵,可惜都是近代艺人口述整理本,没有一本注明出于福建人之手的宋元时期的古本;与此相反,明确注明为温浙人所作的宋元戏文都很多,如《赵贞女》《王魁》,“永嘉人所作”;《张协状元》,温州“九山书会编”;《错立身》,“古杭才人编”;《小孙屠》,“古杭书会编”;《韫玉传奇》《荆钗记》《琵琶记》均出自温州人之手。这就再一次证明南戏最早出温州,福建莆仙戏、梨园戏所保存的剧目是早期南戏的改编本或移植本。
第四,就一般常识而论,南戏的诞生地,有如人的诞生地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更不可能有两个以上。即使是混血儿,想必也是如此,不可能同时生于中国与外国吧?可见,温州是南戏唯一的诞生地,其他均为它的流行地。
总之,早在一百年前,在南戏史料十分匮乏的条件下,王国维先生竟能作出上述三点如此科学、准确、鲜明的论断,且对今天的南戏研究仍具指导意义,不能不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