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师友情

　　□胡月梅

　　一、结缘日本受奖掖

　　蒋百里与梁启超结缘，是在1901年4月，当时蒋百里与蒋尊簋一同留学日本，由蒋尊簋的父亲蒋智由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并嘱他们到日本后拜见梁启超，让梁启超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对他们加以关照。蒋百里与蒋尊簋在东京安顿下来后，梁启超即把他们安排到了自己创办的东亚商业学校（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蒋百里也在此时结识了梁启超的得意弟子蔡锷，两人立即成了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时，梁启超与弟子们年龄没相差几岁，精神上打成一片，亲密无间，无时无刻不在启迪思想，共同奋进。

　　在日本，蒋百里与蔡锷一起立下了军事救国的志向，但弃文从武，必须先进入日本的初级士官学校——成城学校。由于事关军事，日中两国有约定，像他们这样的自费生，既无督抚的咨文，又无原籍地方官的推荐，是没有资格入学的，于是他们只得求助恩师梁启超。梁启超见他们志向坚定，就通过1898年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到成城学校疏通，免去一切繁琐手续，让蔡锷与蒋百里进入该校，实现了他们学习军事的愿望。1902年冬，两人从成城学校毕业，又经过一年的联军实习，于1903年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百里学步兵科，蔡锷学骑兵科，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士官之杰。师生三人当时都是头角峥嵘的人物，他们怀着拯救国家命运的伟大理想，在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为着中国的统一强盛而奔忙。

　　二、密谋护国同患难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帝制自为的野心外露。梁启超、蔡锷、蒋百里师生三人思想一脉相承，时刻把国家命运放在心上，因此，三人常常在一起切磋问题，密谋反袁，暗中策划利用蔡锷云南贵州的旧部，采取武力讨袁运动。

　　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言：“反袁之役，梁启超与蔡松坡唱起了双簧，蔡松坡与蒋百里也唱起了双簧。”所谓唱双簧，即梁启超、蔡锷、蒋百里师生在北京政界自说自话，蒙混过关，躲过袁世凯的严密监视。1915年12月，等蔡锷、梁启超相继脱离虎穴之后，1916年3月，蒋百里也相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然后追随梁启超，转道香港，进入广西，与梁启超一起作护国军的幕后策应。待两广宣布独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梁启超任参谋，蒋百里任司令部出师计划股股长主任。1916年3月22日，各省独立，袁世凯四面楚歌，不得不取消帝制；随后忧急成疾，一命呜呼。

　　护国成功后，蔡锷喉疾日趋严重，竟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去世。此后，梁启超、蒋百里两人也愈加成了“天下事同患难”的师友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他俩痛感于军阀的不能合作，都退出政界，一起研究学问去了。其时，两人的往来更加密切。

　　三、欧洲游历传佳话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投降结束，梁启超以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一行七人，其中包括蒋百里。1918年12月23日动身，1920年3月5日回国，历时一年有余。此行，在一个多月的航船上，梁启超几乎每天与蒋百里下棋、谈文学、学法文，生活很充实，也很有闲情雅致。在欧洲，他们历经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各自整理自己的日记材料，沉淀自己欧游的所思所想，为祖国文明发展寻药方。

　　蒋百里回国后即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成为中国人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开山之作。书成之后，蒋百里求序于梁启超，梁欣然应允，但他“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另为蒋百里的书写了序言。蒋百里也为梁启超的书写了序言，此事成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梁启超、蒋百里两人在经过一年多的欧洲游历之后，他们在思想上的碰撞、交融更加密切，灵魂上的同鸣共振也更多，他们的师生关系，发展成为真正精神相契的挚友。

　　四、共同推进新文化

　　从欧洲回来后，梁启超积极投入到社会文化的建设工作中，蒋百里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们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和新学识，使二者融会贯通，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

　　欧洲回来之后，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一是共学社，主要业务是编辑各国新书，使欧美思想学术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二是松坡图书馆。1923年11月4日，为纪念蔡锷（松坡），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成为当时一家颇具规模的私立图书馆。后来，该馆并入北京图书馆。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邀请一位国际学者来华讲学。由于梁启超事务繁忙，以上三个机构，具体事务都由蒋百里主持，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对于蒋百里的道德文章和个人品格，梁启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方震学问文章，世之贤达都能知之，其他日事业成就，盖本可测，视时会如何耳。顾启超久与游，独深敬其天性过人，盖尝间关数千里，两度急其友蔡锷、戴戡之难；既不可救，归时则与启超相对作孺子泣。又制行绝介，位至将军，而饘粥恒不继，曾不屑有所攀援，亦未尝戚戚，虽饥不忘天下。”

　　正当他们埋头新文化工作时，政局也在瞬息万变中，蒋百里开始越来越关注并参与联省自治运动，欲以省宪来约束军阀，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此事也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可惜，由于各地军阀都在紧要关头丧失长远战略，蒋百里统一中国的美好愿望成了泡影，诚如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中所言：“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

　　遗憾的是，人力不敌运命，当蒋百里尚在多方奔走斡旋于军阀之中时，1929年1月19日，恩师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仙逝，蒋百里未能亲往吊唁，把酒祭奠，痛定思痛，痛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