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穷在深山”

　　■游宇明

　　有句俗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意思是一个人失意，那些原本应该关心你的人不再上门；一个人得志，那些本来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会纷纷攀附。这句话当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也反映了部分世相。

　　苏轼的遭际似乎有些不同。

　　苏轼的人生起点非常高，他20岁即进士及第，文章写得天下人佩服不已，皇帝主持殿试回家时甚至对皇后说，自己为儿子（未来的神宗）选取了两个宰相之才（指苏轼与其弟苏辙）。最初一些年，他也确实仕途顺达，年纪轻轻就做了杭州通判、密州知州。然而因为生就一张“乌鸦嘴”，喜欢对时政点点戳戳，他在43岁遭遇了生命的拐点：“乌台诗案”。最初差点被杀头，后来经人营救，特别是大佬王安石出手，才保住性命，被流放到湖北黄州出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苏轼过了一段相对平顺的日子，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新党执政，苏轼又一次噩运不断，被一贬再贬，先到惠州，再到更遥远的儋州，遇赦北还时已是身气俱衰，最后病逝于归途中的常州。命运虽然高开低走，身边的朋友却没有疏远苏轼，相反，他们常以自己淳朴的举动不时温暖着他。

　　苏轼被贬黄州时，朝廷没有给予其签署公文的权力，并严令他不得擅离黄州，他暂居在黄州城外的寺庙之中。这阶段，苏轼与庙中和尚同食同宿。平日里或是在江堤上散步，或是四处寻览风景，或是与和尚们一道研究佛理。黄州太守及隔江的武昌太守十分敬重苏轼的人品才学，时常派人送给苏轼酒肉，帮助他度过了最初的艰难。苏轼年轻时认识的朋友马梦得更是一路追随，陪他过穷苦的日子，帮他申请黄州城东坡上一块荒地，苏轼在此播麦种豆、栽菜育瓜，大大补贴了原本十分窘迫的家用。“东坡”之名由此而来。

　　绍圣元年，苏轼被流放到化外之地惠州，初到时连个正式的住所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嘉佑寺的松风亭，一年后才迁到合江的行馆，他的好朋友、江西虔州（今赣州）秀才王原很不放心，不远千里前来探望，陪他住了70来天。苏轼所处的时代，没有电子或机械制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徒步从千里之外来探望朋友，绝不是可以轻轻松松作出的决定。王原对苏轼的这份情谊，苏轼始终没有忘记，特意在《东坡志林》里做了记载。

　　在惠州过了三年，朝廷的小人们依然没有放过苏轼，将他贬到了更荒凉的儋州。元符二年闰九月，琼州太守姜君弼来儋州从苏轼学，两人形影不离，相处得极其愉快。姜君弼一呆就是半年，不得不走时，苏轼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赠，以示别情。随即，他又将两人的交往写成文字，其中有云：“子归，吾无以遣日。”姜君弼的陪伴显然属于雪中送炭一类。

　　朋友们如此尊敬苏轼，原因很多。其一，苏轼确是旷世难遇的大才子，诗文书画，无所不精，为官也很有政绩，在其时享有盛名，大家希望他获得好的境遇，一旦觉得其遭遇了不公，便愤愤不平，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其二，苏轼为人真诚善良，对朋友总是倾心以待，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赵贫子是个乞丐，出身书香门第的苏轼却能与他交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苏轼还将赵贫子讲的有意思的话予以记录。苏轼在黄州时与朋友王齐方交往甚密，朋友登舟离开，他还会站在高处看到朋友回家才放心。离开黄州时，想到两人“后期不可必”，立即“感物凄然”，这样的朋友谁不喜欢？

　　苏轼“非典型”人缘，说到底是以心换心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