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古桥畔思远山

　　汤洵

　　借用徐骏在《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书“前言”中的一句话：“对历史的遗忘和无知，是一个民族的致命伤。”

　　我的《西溪路六十五号》写的是一所大学的教师宿舍，就在以宋代大数学家名秦九韶，字道古，始建的道古桥畔。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区的历史展示、意义求索，还是一个时代面貌的再现，是历史发展长河中某个漩涡的倾情诉说，是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一个驿站。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教育，对于年青一代的成长、对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优秀传统文化能帮助人树立一种健康的信仰，能规范人的行为，它使人明是非、辨真伪，它能聚人心、发合力。

　　本书力求通过对杭大新村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展示，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一点贡献。这就是编撰本书的主旨。围绕这一主旨，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通过杭大新村建筑学价值的方方面面，来展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杭大新村是特定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第二部分，通过曾生活、工作于杭大新村的40余位著名学者、教授的事迹，来展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贡献。对于这些贡献，既有面的广度的概括，也通过这些先生的亲属、同事、学生从点上进行深化，使读者有更为立体的感悟。

　　第三部分，围绕先生们的工作、学习、科研、生活，讲述他们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就以口述或文章的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校园内。文化是抽象的，文化借助故事才显得生动、具体、亲切，这些故事的流传，看似趣闻逸事，但在人们心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倾佩和尊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仰慕。

　　不得不说的是，居住在杭大新村的先生们不止书中的这些，先生们身上闪耀的传统文化光辉尚有很多，但鉴于本人的精力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收入，殊为遗憾，并表深深的歉意。

　　本书的撰写，力求：

　　一、真实性。真实本来就是历史记述的起码要求。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客观地展示杭大新村，任何虚假和杜撰都会使立足在真实基础上的历史文化价值失去存在的依据。本书无论是文化意义的剖析还是作为这种剖析出发点的人物、事件，均是真实、可查的。

　　二、逻辑性。本书不是新闻报道，更不是文艺作品。它围绕着揭示杭大新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层层展开，目的是让人信服。严密的内在逻辑和在事实基础上的分析说理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逻辑性就成为本书的结构核心。

　　三、生动性。逻辑说理是力量，情感则是增强逻辑力量的重要辅助手段。纯理论的说教不仅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也不符合本书形象说理的要求。生动性必然要求语言表达上的形象和变化。本书的形象表达主要通过细节的选择、句法的变化、人物和环境的适度描写、必要的引述等等来实现的。阅读本书，有时仿佛走进一幅画、靠近一个人，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嗅到空气中的芳香，感到烈日下的阴凉，使人们在形象的感受中去体味它背后的哲理、内涵。

　　四、知识性。书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本书知识性的表现有二：首先是对文化多元化的认知。文化不仅是一种心灵所存，也是一种物化所在。其次，是对知识的广博性、多样化的接受。本书所述的先生们专攻的学科门类涵盖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这可以增加人们对知识的认知宽度和理解深度。

　　我在杭大新村居住30余年，书中所述环境亲历、亲感，书中所述诸位先生亲闻、亲见，有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共事交往。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家与我家仅一屋之隔。先生女儿是我大学师姐，先生孙女与我女儿也是同学发小，一不留意，我女儿就会窜到先生家中叽叽喳喳地玩个不停。我去找她回家，常要经过先生房间，见先生卧于床上，心中甚感愧疚，因为此时的先生需要安静，需要休息。但先生从不以此为忤，常会问长问短，满满的关爱。我敬佩先生的宽广胸怀。每念及此，总觉得自己亏欠了一点什么。这种亏欠积聚得多了，就会变为一种责任。这就是我决心要编撰此书最原始的动力。

　　2020年冬春之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病魔肆虐全国，千万人口的武汉封城，14亿国人禁足。千万医务人员放弃春节阖家团聚，奔赴抗疫第一线，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希望带给病人。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献物，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一定要打赢这场无硝烟的抗击病魔的战争。这就是一种基于民族文化基石的崇高精神。正是在这禁足期间，我窝在家里，静心修润本书，更感到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

　　我把本书献给杭大新村这片我爱的热土，更表达我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崇敬。愿本书有助于杭大新村的保护、改造、开发利用，让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