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远流长读英川

　　□赵健雄

　　去年看到英川中学老校长吴正琪先生自传，读得颇有兴味，发现彼此同年，都是68届高中毕业，人生经历与体会有非常相近处，尽管所处地域及境况的差别不小。我出生于上海，那座其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吴先生自小生活于景宁乡村。当年城乡均贫困，读高中意味着很重的经济负担与不确定的前程，如果考不上大学，还不如选择中专或技校乃至直接去工厂当学徒是更实际的出路。我初中毕业那年，上海高中录取率大约是三分之一，城里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与对局势的判断，不支持儿女考读，而身居大山中的吴先生父母怎会有如此超前的觉悟？看完全书仍未能解我的困惑，于是认为：“这也许得去当地文化传统与家族史中探寻。”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机会，参加景宁县英川镇田螺文化节采风活动，让我得以比较直接与相对深入地了解当地现状与历史沿革。不出所料，吴先生故乡可谓渊远流长。

　　和近代上海发达只有200多年相比，此地有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倒推800年，最早的英川吴氏是随北宋南迁而至其地的，更大的可能是个望族，称为涛公的始祖于晚年（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在《迁居英溪纪事》中留下了最初的岁月印迹：“下垟村比英川村早一年开基。下垟肇基祖朴公为英川吴涛公的二伯。吴涛生七子，其弟居于鸬鹚村，也有七子。”诸如此类，看似琐碎，却是可以追溯的真实史料。

　　这么一个北来的族群，由于命运驱遣，就这样在南方深山老林中扎根、繁衍，尽管不无悲摧，显示出来的却是顽强的生命力及传统文化的悠远。果然，讲究耕读传家的吴氏，若干年后，在当地办学育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二世祖开泰公名列序庠以来（注：《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是远古三代对民办学校的称呼），英川吴姓庠生60多人，增生监生太学生12人，岁进士10人，其中教谕、训导7人。”

　　有这么一种传统，才可能有后来当了校长的吴正琪先生父母在那个年代的举动，不管生活如何艰难，仍然支持儿子读高中，这种觉悟是从各处汇聚一道的上海市民当年多数不具备的。

　　文化当然是一种传统，试想如果祖先没有发明汉字，我们可能至今只有口头传承的歌谣，而文化有远比文字更宽泛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乏乃至充斥着压迫与剥削，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改朝换代等不堪之举；另一方面，又有足以让大家相处比较和谐的一整套规矩、说法、行为方式，这才造就了传统绵延不断的持续。相对而言，农耕生活还是比较平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绅的自律与支撑。

　　读到两则吴氏先辈云公式先生（号拙庵）写于乾隆年间的旧文《平水阁记》和《文昌阁记》。

　　前者说的是水利，讲：“壬辰岁，洪水冲激，全桥（指当地的普渡桥）坍没，涉者病焉，而余乡尤之。我叔父章和公、显川公、正业公率首构造，于乾隆甲午，桥功告竣。曾语余辈曰：昔吾祖与父有言，桥之不固，以桥头不坚故也。今欲永久，须重加砌石，以当水患。庶几珜辅桥梁以成巩固之势，其平土亦可建阁，于是身为倡率，而桥北已创一文昌阁矣，然终缺陷于左也。诸叔父仍为之倡，复命余与运泰兄董事，择近补砌以固基址，而桥南间又竖一平水阁矣。”

　　后者说文事：“昔我曾祖及祖有志久矣，曾相度其地，指画成规，以示我伯叔父。今我伯叔父仰承先志，勖勉子姪，以予与运泰兄董率其事，幸于乾隆己亥岁，以桥头石矶上叠砌架造而文昌阁告成。楼上祀文帝并魁杓星象，下层安武帝关夫子。此非徒为美饰也，盖欲志有所观感而兴起耳。”

　　合起来正是对耕读的操心与建设。作为乡绅的吴氏先祖，自行筹资、构造相关项目，支持他们这样做的，无非是“谦谦君子”的道德自觉与社会（小而言之，也就是对生活其中的乡村）责任感。

　　有人会讲，是不是有作秀成分？恐怕也难免，而本地流行的一个故事，显然并非造假。

　　英川村边有座屋后山，高大浑圆，上面古木葱郁，雅称“后陇松风”，是当地八景之一。植被保护这么完好，自有其原因。

　　当初随着村子扩大，人口增加，燃料日见稀缺，到宣统年间，已有人不顾这是历代禁伐之地，偶尔贪图方便，暗中偷砍。

　　乡人乃请当地颇有声望的吴爱勋出面主持公道。这位吴氏后人，亦农亦商，每年秋后外出安徽、福建做香菇生意，眼界自然开阔一些，挣了钱，也会接济穷人。

　　于是吴爱勋受命召集各房长老商议，最后起草了《屋后林禁约》，其中一条规定：“如有违反，杀猪散肉！”

　　安然无事半年后，盗伐再次发生。当大家在雨中逮住其人，发现竟是吴爱勋本房吴富贵，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从小没了父母，好不容易成家生子，妻又常年生病，乃起恻隐之心，未免也觉得有碍主事者面子。

　　此人家中惟有一头母猪（亦为吴爱勋资助），靠卖猪崽和打柴维持生计。

　　“按照禁约，盗伐人家理当杀猪散肉，分发各户，以示惩罚。”吴爱勋宣布后，有位长老出面求情：“吴富贵家中困难，又是您本房，就饶了他吧！”

　　吴爱勋答：“此例一开，禁约就成空文。”

　　又有族人说：“爱勋公，杀了母猪，这肉也不好吃，分给我们都不要。”

　　吴爱勋申明：“杀猪散肉必须执行。作为吴富贵本房长辈，理应代为受罚，就杀我家猪吧。”于是践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盗伐发生。

　　当年乡村生活恐怕并不全然如此，但这种类似自组织的基层架构，低成本，也有一定效用，确实帮助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我们讲传统文化，这些是不应当忽略的。如果一方面强调发扬传统，一方面又对传统的载体不以为然。那么何来传统的存续与生长呢？这个道理，说“礼失求诸野”的孔子是知道的。而我读过这些文字，也对那些乡间达人多了一份尊敬。

　　正是他们与其他乡民历代以来的努力，才在此地埋下较别处更茁壮的传统文明种子，也培育出了吴正琪先生那样知名的乡村教育工作者。

　　山高水长，英川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