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林徽因:公媳间何怨之有?

1938年摄于西南联大。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女儿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儿子梁从诫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的结婚照

  □成放

  戏剧要有冲突,才能吸引观众;文章能揭示矛盾,才会吊起读者的眼球。现在网上有些文章专挖名人隐私,制造种种话题。前不久看到一篇署名毓树笙慧的文章,也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大谈梁启超与儿媳林徽因的种种矛盾,恩怨无数,而且构建了五大恩怨的来龙去脉,说得煞有介事。对这种文章看过了也就看过了,并不当回事;恰巧读了《梁启超家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版)和《林徽因传》(张清平著,中华书局2016年版)等著作,就有了一番比较,感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仅总体评价有欠公允,具体阐述上也有许多牵强附会。

  一

  尽管该文作者也承认梁启超生前对儿媳“呵护备至”,却是一笔带过,以突出其矛盾和恩怨。《梁启超家书》一书中多处流露出对这个儿媳的爱意和赞赏。林的父亲去世后,徽因的留学资助遭到了困难,梁在给儿子的信中表示:“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俩的关系。”“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从今以后,我把他和思庄(梁的次女)一样看待。”梁思成与林徽因完婚后,梁启超在给长女思顺的信中一再表示:“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尤可喜者,是徽因待庄庄那种亲热,真是天真烂漫好孩子。”梁启超在接到思成与徽因蜜月同游巴黎寄回来的信,那种欣喜赞赏之情,真是从心底肺腑发出来的:“那信颇有文学趣味,令我看着高兴。我盼望你们的日记没有间断……专记你们共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最好能多作‘漫画’。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也算得中国空前的著述。”

  应该说,梁启超得到这样一个才女做儿媳,又加上他与林父的世交感情,可说是门当户对,才子佳人,非常般配,没有理由不满意的。而且,梁启超对他们只有付出,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凡事与他们商量,也并没有滥施家长式的权威,也不存在发生恩怨的基因。

  该文作者揭示梁林之间的矛盾时说,尽管梁启超“对儿媳呵护备至,但作为儿媳的林徽因,似乎从未对此感恩,似乎还心怀怨恨”,这里用了两个“似乎”,则似乎有“想当然”的成份。

  二

  作者所揭示的五大矛盾、恩怨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留学、婚姻、事业等三个方面,当然方方面面都交织在一起。

  作者指责梁启超要让他们完成留学后再成婚,像是有干涉他们婚姻自由之嫌。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的梁启超,当然希望子女学业有成时再成婚,他认为订了婚就要尽快结婚,过早结婚势必影响两人的学业,这有什么错?这有何可非议?而且林徽因1921年随父从英国回来时只有17岁,梁思成只比她大3岁,也正是求学时期。作者还说:“得知无法阻挡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后,梁启超迅速和林长民商定,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有了口头婚约。”其实,梁启超“先留学后成婚”的主张,乃是作为长辈的良苦用心,得到思成和徽因的理解和尊重,直到梁林1927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才订婚、结婚。

  与此相连带的一个问题,也成了林徽因对公公的怨恨。就是林长民逝世后,梁启超不主张思成和徽因回来奔丧,而是继续留在国外完成学业。作者却说:“从义理和感情,林徽因都应该回国安葬父亲、安顿母亲。”但梁启超一直阻止林徽因回国。事实上,梁启超致信梁思成,转达林徽因生母的叮嘱:“只有盼望徽因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接着梁启超致信给思成,一方面要他保持镇静:“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自己要镇静着,才能安慰她。”同时劝梁、林二人:“只有努力把自己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梁任公对此也是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学业,绝不是要割断他们父女的感情。须知,当时的交通条件绝不是像今天飞机来回这样方便,大都是乘船往返,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往返一次,势必中断学业。事实上,当思成和徽因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思成母亲病逝,梁启超原先也想让思成回国“尽他该尽的孝道”,但考虑到立即赶回也需要一个月时间,而让他“安心在美国学习,不必赶回,一切事由国内亲人料理”。该文作者在这里阐述梁启超阻拦徽因回国奔丧的理由,正说明了梁是从大局出发,暂时放弃小我的正确主张。当然,林徽因也不是没有过思想斗争的。她本来执意要立即回家,寝食不安,睁眼闭眼全是父亲的音容笑貌。而面对命运的打击,她挺身承受。思成放下一切守护在她身边,减轻她的痛苦。林徽因避免了在人生痛苦的深渊中下坠,全身心投入学习中。

  三

  留学归来到哪里工作?也是作者的一个话题。梁思成和林徽因似乎不应放弃清华而到东北去就业,是做父亲的失策?对此,梁启超当然有他的考虑。难道清华教授出身的他,不懂得清华与东北孰优孰劣?自然应就主客观条件做出决断。梁启超是审时度势的,他首先考虑的是时局,在1928年6月10日给梁思成的信中说:“当此乱世,无论何种计划都受政治波动,不由自主,你回来后职业问题有无着落,现在也不敢说了。”说实在的,梁启超也真喜欢子女在身边工作,而且是同一清华,但还得为他们的事业前途从长计议。“若你得清华教授,徽因在燕大更得一职,你们目前生活那真合适极了(为我计,我不时到清华,住在你们那里也极方便)。只怕的是‘晏安鸩毒’,把你们远大前途耽误了。两方面利害相权,要由你们自己决定。”

  后来还致信说:“论理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尤其是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意志,我本来不十分赞成。”(1928年5月4日致梁思成信)“清华事亦已提出评议会,唯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更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东北大学事也有几分成功的希望,那边却比不上清华的舒服。却有一个好处——那边是未开发的地方,在那边几年情形熟悉后,将来可开辟一新路。”

  由此说明,梁启超对儿女并不溺爱,而以事业大局出发,从他们成才、发展考虑,看出他的天下父母之心,尽显真正的父爱。他也像中国的无数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既具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平等、民主地对待孩子,尊重他们对生活、事业的选择。

  四

  还有一个指责是,说梁启超对徐志摩的苛责引起林徽因的不满。这不知从何说起?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徐家千方百计、反复哀求,经胡适说项,梁启超才应允担任证婚人。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身为证婚人的梁启超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这件公案,众所周知。梁对徐志摩这个弟子是爱恨交加,也可说是恨铁不成钢。徐志摩追求林徽因被拒后,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坚决要求与张幼仪离婚。梁启超得知此事后专门给他写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信写得严厉痛切,却又陈理透彻,反映了为师的拳拳之心:“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忧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如此严厉又恳切之词,他是本着“亲者严、疏者宽”的态度寄予希望的。至于梁在徐陆婚礼上的严厉讲话,事先是给志摩打了招呼的,志摩也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料到会如此严厉。作为梁的学生,志摩还是接受的,而且事后对老师的感情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当时在场的张慰慈,第二天把婚礼上的情况写信告诉远在英国的胡适说:“这种教训是应该有的,不过老梁说话的神气未免硬些……不过昨天的婚礼上有了这样几句话,反倒觉得很严肃,非寻常那种做戏式的结婚礼节可比。”事情就是这样,徽因怎么会因此对公公耿耿于怀呢?

  作者还从林徽因在《悼志摩》一文里扒出一段话说:“任公先生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研究哲学的梁启超,反倒从自己玩文学的弟子身上学到了哲学知识。不知道已经悠然泉下的梁启超能不能忍受得了这种高级黑?”该文作者制造这种“高级黑”,除了无聊,还能说什么呢?当老师的当然也可以向学生学习,“不耻下问”,正说明了梁启超的美德。

  五

  细数梁启超林徽因活着时的矛盾不够,还要挖出梁逝世后解除了对林徽因的束缚。该文作者说:“在梁启超去世后的第二年,林徽因辞职回京,先是借住于梁思顺家,半年后举家搬到香山,开始和徐志摩酬唱相和。这种交往即便是梁思成回京也未能阻绝。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亡故,才让林徽因完全摆脱了束缚,在文学上取得了瞩目成就。”这种论调,尽管用了“在一定程度上”,其逻辑推理实在惊人,也不够厚道。

  为了说明林徽因对公公“心怀怨恨”,说她很少谈及梁启超。事实上,林对公公既感恩又尊敬。这在《林徽因传》一书中都有详细披露。梁启超曾在病中给儿女写信说:“尤其令我喜欢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公公如此疼爱儿媳,林徽因岂能无动于衷。思成和徽因从欧洲回来,给了病中的梁启超予莫大慰藉。徽因对一家人讲述在欧洲拍摄的照片上的名胜、建筑、风土人情时,却对公公说:“你瞧,思成多可气,这么多照片,他就没好好给我拍过一张。人都是这么一丁点儿,他是拿我当scale(标尺)呀!”“任公望着眼前的儿女,呵呵地笑着,笑声里全是慈爱和满足。”这是多么和谐的家庭氛围,徽因也像女儿一样向父亲撒娇。1929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第一个孩子在沈阳出生,是个漂亮的女孩儿,给她起名为“再冰”,以纪念离世不久的孩子祖父饮冰室老人。思成和徽因还为父亲设计了一座高大的墓碑。墓碑用大理石制成,高2.8米,宽1.7米,形状似榫,古朴庄重。这是他们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第一件作品,以九个子女的名字,虔诚地献给他们的父母。

  总之,《梁启超与林徽因的恩怨》一文,以似是而非或莫须有的“理由”,塑造了一对恩公怨媳。文中用了不少“似乎”“好像”“估计”“躺枪”等字眼,歪曲了一对患难与共、心灵相通的公媳关系。本人并非是研究梁启超林徽因的专家,只是在业余的读书中,感到此文对梁、林公媳关系的阐述不公,想拂去对其蒙着的不实描绘。深知自己读书不多,学养不足,视野有限,难免有不确或错误之处,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指正,还梁启超与林徽因公媳关系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