裱画师

　　□毕雪锋

　　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光着膀子，跪在凳子上，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按着白纸，正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趴在“八仙桌”上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临摹吴石仙仿黄鹤山樵笔意的《蜀山行旅图》。

　　虽地处房门外空地，暑热也已隐退，时不时还有穿堂风拂过，但少年额头和鼻尖上的汗珠还是不停地冒出，久久地未见其擦拭一下，专注和纯粹的态度让他忘记了一切，当然更不会注意到身后站着的这位老者了。

　　老者六十开外，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脸微胖却洁净红润，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很斯文。透过眼镜片看到的是一双在他这个年纪绝少的、略显“清澈”的眼睛——是的，这双眼睛牢牢地盯着少年笔下的画面。他此时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立着，和少年一样融入到了画里，仿佛四周的空间都停止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也已暗下来，直到少年的母亲过来催促吃饭，少年才停下笔。老者也收回了目光，和少年的母亲聊了起来。

　　后来少年从母亲口中得知：老者姓于（说来惭愧，少年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他究竟是姓“于”“余”、还是“俞”，姑且还是以于老师相称吧），是一位裱画师，在本地很有些名望，与书画界、收藏界的老师们关系也很好。他对少年小小年纪所表露出的对画画的热情赞不绝口，并答应少年的母亲会给少年找个好的国画老师。

　　那位少年就是三十年前的我，这也是我和于老师的富有戏剧性的初次见面。

　　于老师的裱画工坊就设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他女儿家。一进门，穿过过道便是底层的朝南大间，也就是工坊的所在地。

　　一张红漆照面的裱台桌横亘在眼前，半新不旧，有点褪色的桌面看上去十分宽大结实，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四周还算光滑的本色木板墙上，到处都是书画作品从墙上揭下后残留的纸边痕迹，一层一层，密密麻麻，恍若在诉说着它们的前世今生。桌上散放着各种裱画工具，什么棕刷、排笔、竹启子、针锥，都是有好些年头的家伙，细细打量仿佛都带着一层油光。

　　房间里永远放着个小火炉，而炉上也永远放着把铜水壶，正“噗呲噗呲”地从壶嘴里冒出蒸气。听于老师讲，取暖、淬火、熬浆糊、烧开水都离不开它们，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增加房间的湿度，提升裱件的平整度。

　　于老师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重复着裱画的步骤：观察（字画）、托裱（画心）、镶条、覆背、砑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定格着这样的画面：初升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裱台桌上，一位带着老花镜的老人正低着头，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地用手指在托纸的边缘均匀地抹上浆糊，动作轻快而娴熟。

　　我每次去拜访于老师，总是在不打扰他工作的前提下先浏览一遍墙上或裱台桌上的书画作品，好的更是多看几遍，有时目光甚至不忍离去。本地虽是小地方，但也能见到一些名家作品。乡贤如陈叔亮、任政等自不必说，其他的以“浙派”和“海派”为主，有陆俨少、潘韵、孔仲起等的山水，程十发、周昌谷、刘国辉等的人物，陆抑非、诸乐三、朱颖人等的花鸟，马一浮、沙孟海、刘江等的书法。当然也能见到清朝、民国时期的老字画，运气好偶尔也会碰到大名家，如虚谷、任伯年、蒲华等。毫不夸张地说，我最早的鉴赏力和审美观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待把手头的书画作品托上木板墙后，于老师便会坐下来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牡丹”，点燃了一边吸一边和我聊天，从我看过的书画开始，然后聊读书或家常，再聊做事或做人……一聊半天。我那时虽然性格比较腼腆，但和于老师接触几次后也很快与他成了“忘年交”，而且这段情谊维持了很多年。

　　现在想来我不但很大程度上惊叹于他对书画方面的广博知识和精湛的裱画技艺，更有深深刻进记忆“光碟”的，难以忘怀、敬佩不已的还有他的处世为人。

　　那是我初三毕业后的一个周末，照例去于老师处拜访小坐。是他女儿来开的门，并示意我轻声。我知道于老师肯定在干活，而且在干精细活，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入裱画间，寻了张凳子坐下。只见台桌上有一张四尺全张的墨竹老画，虽有些破旧，但粗笔浓墨、纵横挥洒、元气淋漓，虽反覆在桌上看不清落款，但感觉应该是大家作品。

　　于老师正心无旁骛地沿着作品的下角开始起揭，手法小心稳重、不颤不抖，一点点、一寸寸地往上移……一小时，两小时……最终，两张一模一样的画作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

　　于老师擦了擦手，放下老花镜，坐下点了支烟。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揭二层”？我记起曾在书上看过介绍，是传统书画作伪的一种方法。“揭二层”，因其意是起画心二层，而画心是命纸中的灵魂，所以也叫“魂子”，又叫“混子”，此种方式作伪的书画作品最难鉴别。

　　明清以来，由于花鸟画迅速发展，多用大写意画法，需要用到厚纸即“夹宣纸”，这种纸有两层，优点是吃墨多、渗透性强。而作伪者就是利用这一点，因为作画后底层会留下比较清晰的形态，托裱时湿透水可以揭开，也就是把书画真迹的字心、画心的表层与命纸揭离。一般上层清晰，下层墨色较淡，作伪者就对照上一层的书画的画意，在下层纸上做一些局部补笔、填墨和加色，然后加盖印章，装裱起来，冒充真迹。当然前提条件还要看作者的用笔用墨，如果用笔浓厚，力透纸背则容易揭裱，反之如果用墨较淡就无法揭裱。

　　于老师看到我似有所悟的样子，夹着烟冲我点了点头，脸色有些凝重。我再仔细看了下落款，哦，原来是蒲华的墨竹，怪不得！于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画商老主顾拿来的，知道他的手法，点名要“揭二层”。吸了口烟，又说，他本不愿接，但考虑到老生意，而老主顾又“软硬兼施”，实在不好拒绝，就说勉强试试。

　　他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然后站起身，做了一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用竹启子对着刚刚揭下的“二层”纸面划了几道，“啊？”我惊叫起来。于老师冲我笑笑，继续用手指在划开的口子上慢慢撕扯，不多久，完好的画面就变得支离破碎。我看得怔在一旁，而这时于老师却好像舒了口气，脸色也开始轻松。“于老师，这……好可惜啊！……您到时如何跟老主顾交代？”我低声问。“就说我人老了，眼不行手也不行了，揭不完整喽，再道个歉，应该不会有事。”于老师说，“至于你说的可惜，真的可惜吗？知假造假，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才真的可惜！”他顿了顿，拍了拍我的肩：“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哦。”

　　于老师的话一直如暮鼓晨钟般在我脑海里回荡，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异常清晰。

　　长大后我在省城上大学，很少回家，于老师那也去得少了。大二时老家因为旧城改造而拆迁，等我得到消息赶回时，我家和于老师女儿家都已经拆得只剩一片废墟。没有碰面，没有叙旧，没有告别，那时没有手机，连电话都是罕见物，从此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惆怅了很久，也托人不停地打听，但总没有确切的信息，更没有确切的地址。

　　从此不管是拿着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书画作品去装裱时，总会想起于老师，想起他的工坊，想起他裱的画，到最后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念着：“于老师，您在哪里？一切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