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与诗人刘岚山

　　⦾文化史谭　□富晓春

　　一代报人赵超构与诗人刘岚山，是交往颇深的老友。他们结识于重庆《新民报》时期，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又二度共事于《新民报》。对于杂文大家赵超构，可谓妇孺皆知，但诗人刘岚山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人。

　　刘岚山（1919～2004），笔名胡里、路里，安徽和县人。他出身贫寒，父辈目不识丁，是从和县鸡笼山下走出来的诗人。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著有《漂泊之歌》《乡下人的歌》《和平的前哨》《和英雄相处的日子》《人生走笔》等。

　　赵超构年长九岁，又曾是顶头上司，因而刘岚山对他总是多一份师长般的敬重，习惯称他为“赵老”或“超构先生”。而赵超构呢，则大大咧咧，总以兄称之。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长期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

　　一

　　上世纪30年代末，进步青年刘岚山带着《寻梦者的〈漂泊之歌〉》（刘岚山最早出版的诗集），从湖南湘潭出发，徒步四千华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的延安迫于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已开始向外疏散；因为他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所以未能被抗大或鲁艺接收。在南返途中，他还被抓进了国民党西安集中营。

　　1941年，他辗转到达陪都重庆，与赵超构聚首于《新民报》。早三年进报社的赵超构，当时已是著名的主笔，开设了“今日论语”栏目，逐日撰写时评。刘岚山初来乍到，暂且当一名校对工，经常与当地一批进步的文学青年交往。

　　刘岚山进《新民报》是《华中日报》一位副刊编辑介绍的。当时《新民报》总编辑是赵纯继，他与赵超构同庚，两人自诩为“二赵”，亲如兄弟，他们对这个爱好文学的校对工，十分赏识。重庆《新民报》期间，除了后来的“三张一赵”（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外，初期他们三人关系最为密切。

　　当时的赵超构孤身一人在陪都，寂寞难耐，又因他为人木讷拙直，落落寡合，缺朋少友。他与刘岚山之所以成为挚友，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人都能喝点小酒，是不可多得的酒友。刘岚山是有名的“酒仙”，5岁就跟着父亲喝酒了，一天三顿离不开酒。赵超构也不示弱，只要有人“凑脚”，他也能喝几盅。不过他们属爱喝酒而酒量不大的那种，老白干一小盏，农家酿一大碗。诗人木斧称“千杯不醉刘岚山”，只能说是朋友间的调侃。

　　那时，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想方设法接触进步书刊。不管谁的手头有了一本好书，他们都会轮流着看，当年的几本《译文》旧杂志，还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都是他们竞相抢阅的床头书。《译文》杂志对赵超构影响很大，1953年《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杂志重新创刊，虽然已时过境迁，但赵超构仍然情有独钟，坚持自费订阅数十年。

　　赵超构很快发现，刘岚山的心思不在报社，他的兴趣在搞出版、出丛书、办诗刊。果然不出所料，一年以后，刘岚山就离开新民报社，自立门户，在重庆涪陵办起了“山野书店”。横贴在门头墙上的“山野书店”几个招牌字，出自书法大家于右任之手。

　　赵超构偶尔会到刘岚山的书店逛逛，随便翻翻新到的书。兴致所至，他们还会在店堂里摆上小方桌，抿上几口老酒，侃大山。

　　那一个时期，赵超构与刘岚山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搞出版、出丛书。抗战胜利以后，赵超构曾想以《延安一月》稿费、版税为基金，与新民报人陈理源合作到上海开办出版社，原因均源于此。此事后因没有出版自由而“扼杀于揺篮之中”。

　　1943年旧历新年过后，一个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的日子，赵超构又来到山野书店，却发现店门紧闭，一种不祥之感漫上心头。他四处打探消息，终获知刘岚山已回重庆，暂住南岸郊区炼油厂，在南方印书馆担任助理编辑。他还未及与对方取得联系，就得到刘岚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消息，从此他们便失去了联系。

　　二

　　1946年，赵超构从重庆回到上海创办《新民报》晚刊。某日，赵超构正在埋头写稿，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蓬头垢面、灰不溜秋的人，定睛一看正是刘岚山。原来当年他因牵涉出版进步书籍而入狱二年，出狱后曾赴解放区，后家庭突发变故，便又辗转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

　　刘岚山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我和老友吴渭智到上海谋求职业，住在杨树浦工棚他哥哥吴清智家里，跑了几天，毫无所得，我遂前往圆明园路五十号新民晚报社找赵超构先生。”

　　赵超构见状，二话没说，就让他留了下来。因刘岚山在重庆校对出身，赵超构便先让他重操旧业。当时编“夜光杯”副刊的，是在上海滩负有盛名的诗人袁水拍。校对也有分工，刘岚山除了负责新闻稿外，还负责副刊，也帮忙计算稿费字数，偶尔也凑版面或补白——其实，他已参与了部分的编辑工作，因此与袁关系亲近，后来成为至交。袁水拍夫妇是苏州人，袁夫人做得一手好菜，赵超构与刘岚山偶或上门吃饭。三人喝酒吃菜，细饮慢啜，好不尽兴。

　　1948年11月，赵超构与袁水拍等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先后“走避”香港。刘岚山临危接手“夜光杯”编务。据老报人张林岚说，此属于“私相授受”，换言之就是“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刘岚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夜光杯”在他手中一天也没有停过。到了次年三月，国内及上海形势愈发吃紧。刘岚山女儿夏晓虹教授在《父亲与新民报》一文中回忆：“某日，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市党部的通知，要夜光杯编辑前去开会。父亲本有左翼倾向，处此时局，更觉危险。经与朋友反复商量、研究，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抓捕的圈套。于是父亲急忙脱身，转赴皖南游击区。”

　　上海解放后不久，刘岚山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回到了新民报社，而此时，他已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干部了。新民报社举办一场“军民联欢会”，赵超构特地邀请刘岚山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首两百多行的朗诵诗——《枪和笔大会师》，由一位诗协的朋友朗诵，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事后，新民报社以工会的名义，将《枪和笔大会师》印刷发行，赵超构在小册子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关于〈枪与笔大会师〉》。

　　赵超构在序言中写道：“本报上海版创刊三年来，走过一段崎岖曲折的道路，所有服务沪社朋友，几乎都尝到此中的艰苦，反动派的迫害、特务的威吓，加上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痛苦……这一切，在这篇朗诵诗中都有着很好的情绪表现。”

　　三

　　刘岚山是一位勤奋且独具慧眼的诗人与编辑，他兼职或专职担任“夜光杯”副刊编辑虽时间不长，却培养与发现了一批文学新人，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圣野当时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经他手在“夜光杯”刊出的，他还为其第一本诗集《啄木鸟》写过评介。

　　在上海《新民报》晚刊的三年，也是刘岚山创作的“井喷期”。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其中颇具影响的是《中国作家访问记》系列采访，先后介绍了郑振铎、魏金枝、叶圣陶、臧克家、姚雪垠、陈白尘、马思聪、许杰等名家，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另外，他还结集出版了《乡下人的歌》《领路的人》等著作。

　　在他走投无路、穷困潦倒之际，是赵超构与《新民报》接纳了他，使他有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遇与空间，让他有了继续追求光明的信心与勇气……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刘岚山感激在心。 

　　新中国成立后，刘岚山离开《新民报》北上，在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编译部任职。他不改“寻梦者”之初心，继续吟唱《漂泊之歌》。没过几年，他便又担任志愿军战地文化服务队队长，奔赴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此后，赵超构与刘岚山就不常见面了。据袁水拍致刘岚山信函透露，他们晚年有通过信，刘岚山还声言赴上海看望赵超构，但终未能成行。

　　刘岚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世事如何更替，他的心底始终隐藏着一个心愿，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为超构先生——“这位纯朴、酣厚、直爽和快人快语的长者”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

　　1980年前后，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诗歌散文组组长、编审职务的刘岚山，获知年届70的赵超构至今尚未出版杂文集，有点愤愤然。他认为赵超构和聂绀弩是“鲁迅先生而后的中国两大杂文作家，是鲁迅杂文的继承人、发扬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辉煌的杂文大作家”。

　　有一次，社里的编辑季涤尘去上海组稿，刘岚山特地委托他去看望赵超构，希望将林放写的“未晚谈”杂文编选成集，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结果事与愿违，赵超构不领刘岚山的情，托词婉言谢绝了。此时，刘岚山才真正意识到，为超构先生做一件事的愿望，恐怕赵超构是不会给他机会的。

　　“赵是个好人”，这是袁水拍给刘岚山通信时随带提到的一句话，在刘岚山平静的内心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他说“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呼唤”。他在《我和袁水拍——兼悼赵超构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赵超构和袁水拍：他们“永远是奇伟的‘好人’！”“是伟大的诗人和杂文大作家！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必将记载他们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