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年终发红包

　　⦾史海钩沉　□李健

　　旧时春节，工厂停工，商店打烊，老板都要提前请员工吃年夜饭，以酬谢大家一年来的劳作，饭后还人手一个红包，里面的钱多少不等，相当于今天的年终奖吧。提倡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也未能免俗，逢年过节都会给侍从室人手一个红包。某年，因漏掉了某组长的红包，后果很严重。

　　抗战中期，戴笠、徐恩曾的特务势力过度发展及他们自身的政治野心，使蒋介石大为头痛与担忧，认为如不及时加以抑制后果不堪设想。基于此，他发动了一场抑制“两统”势力的活动，最初的打击对象是以戴笠的军统为主要目标，中统只不过陪衬而已。1942年4月23日，老蒋下令由侍从室分管情报的第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并要求其常去局本部视察，随时核实呈报上来的情报是否真实可靠。唐纵对军统初步调查后给老蒋打的报告说，从1932年成立时的特务处145人，军统已发展到在编人员24575人，每月经费开支高达1487万元。然而，军统呈报给侍从室的情报却逐年在减少，以今年为例，全年呈报的情报每十个人平均只有2件，相当于每件情报国家要付出13000多元的代价。老蒋阅后对军统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戴笠接连挨训不说，还处处受制，心情十分忧闷。

　　戴笠揣摸老蒋的心思，之所以要抑制军统势力，一方面是自己手中的特工队伍日益强大，逐步发展成为高层难以放心的“异己”力量，所谓权高震主；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军统的特务活动过于强势招摇，得罪了不少人，招来党内外各派势力的攻讦，树大招风啊。面对危机四伏的险恶局面，戴笠沉着应对，以退为进，三管齐下，蓄势待发。他首先在军统内部开展大规模的纪律整顿，改变军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恶劣形象；同时尽可能缓和与方方面面的关系，化敌为友，求得谅解；最重要的是加快与美国海军的情报合作，中美合作所做出成绩，得到美军方的赏识，使老头子投鼠忌器不便对军统公开打压。这些举措一一落实后，军统在老蒋心目中的形象果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让戴笠从这场打击特务势力的活动中摆脱出来，关键还是唐纵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两人携手合作，从而使形势最终出现了难以置信的逆转。

　　唐纵之所以能得到老蒋的信任和器重，除了忠心耿耿、踏实肯干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戴笠先从经济上下手，让军统局的会计给新任帮办送来5、6、7三个月的车马费，唐纵为了避嫌断然拒收。在经济凋零、物价飞涨的重庆，唐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当家人得知其拒收几乎相当于月薪的额外收入时，难免招来抱怨与牢骚。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唐纵从掌管侍从室财务的总务处长陈希曾那里得知，老蒋过年时给侍从室人员都发了红包，主任级别的10000～20000元不等，组长3000～5000元不等，唯独漏掉了唐纵。虽然他嘴上说：“予夺操于委座之手，有无我如浮云。孔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敢也。”心中却五味杂陈，不可言状。谁料想，中秋节老蒋按例给属下发红包时，偏又漏掉了唐纵，而其手下六组的秘书则人手一份。年终红包可能是一时的疏忽，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就不是疏漏了，很有可能是老蒋风闻戴笠在给他送钱，有意而为之。尽管唐纵表面上依然没流露出来，心中却翻江倒海醋意大发，他在日记中大发牢骚：“自惭才能浅薄，所以年节犒赏独不及我。论成绩自问不下于人，或者启示今后之方针，不在职务之成绩，而在职务之外而乎？”就在唐纵伤感、失落与沮丧之际，消息灵通的戴笠让人及时送上8、9月份的车马费共计1600元。老蒋的薄情寡义赏罚不明，让原本犹豫不决的唐纵想通了，不再矫情自饰故作清高，心安理得地收下这笔钱，内心对戴笠油然而生一种感激之情。

　　老蒋驭下的手段是恩威并施，反复无常，让人琢磨不透。第二年的春节，他让陈希曾给唐纵送来5000元的红包，而听说其他组长都是2000元，前后反差之大令唐纵困惑不解。不过戴局长更是出手不凡，车马费由原先的800元一下子提高到每月2000元，春节红包出手就是20000元。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是否应该接受，我的确思虑良久。假如不接，会不会使其对我产生怀疑，觉得彼此间有什么误会，甚至于衔恨我也未可知。”既然已收人钱财同流合污了，还厚颜无耻地编造理由，试图自圆其说，实在是书生耻辱。

　　如果说戴笠仅靠金钱的力量就打破了唐纵在中、军统之间的平衡，那未必太低估他了。戴笠深谙世故人心，有一套驾驭人的手段，他对唐纵是金钱收买与威胁利诱、恫吓打击多管齐下，使其如履薄冰，权衡利弊，由打击军统的急先锋转到持守势观望，再逐渐倾向于军统，最后与戴笠携起手来里应外合，使形势发生大逆转，把老蒋对特务势力的恶感引向中统方面，导致老对手徐恩曾最终落得“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