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与“长城牌”铅笔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侮，民不聊生，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始终在寻求救国图强之路。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浙江诸暨人）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的裹挟下，曾尝试了一条“实业救国”的探索之路。

　　⦾两浙人物　□周明

　　1931年底，赵忠尧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成（获物理学博士）归国，即被清华大学聘任为物理系教授，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国家与民族危亡的情势，已经容纳不下三尺讲台，实验室里的那些精密仪器，在风云变幻的洪流中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而笼罩在天空中的硝烟与乌云，带给赵忠尧等爱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苦闷与焦虑。赵忠尧在晚年的回忆文字中，写出了当年内心的煎熬：“除科研教学外，我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我曾尝试了多种途径：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等。但由于个人出身及身体等条件的限制，所选择的多为改良的道路，始终未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与付出的努力相比，收效甚微。尽管碰了不少钉子，但毕竟身体力行，尽了努力，从各个方向试着去做一点于国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

　　为此，赵忠尧走出校园，考察社会。暑假期间，他与清华大学的同事赴河北定县，考察教育家晏阳初利用国外捐助而建立的平民教育实验点。考察过程中，赵忠尧详尽而诚恳地询问了平民教育的现状与前途。据段希文等著的《核物理先驱——赵忠尧》载：“赵忠尧基于为国家做点事，参观时很诚恳地问道：‘定县是模范县，养良种猪，农民收入增加，身体也好，不过我的二个问题：定县搞平民教育的钱是外国捐助的，如果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搞行不行？定县搞成模范县，能否带动起旁的县也这样搞？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是如果需要，我也愿意去办平民教育。’但是得到的回答是：这大概都办不到！不过，提倡者希望他不要失望，告诉他：‘我们做试验，想找出一种使中国很快强盛起来的办法，等到有了好的政府来赞助，就可以很快搞好。’赵忠尧听了，说道：‘要是这样，我就不去搞了。如果有很好的政府，科学也可以搞，工业也可以搞，不一定去搞平民教育。’”

　　定县之行让赵忠尧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教育救国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只好尝试实业救国，而兴办铅笔厂，也是自定县考察以后下的决心。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抱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我又想结合出国数年积累的经验，在国内仅有的少数企业中寻觅伙伴，探索技术，创办小型的国产工业……我利用暑假去定县参观，既了解到中国农村的贫穷困苦，又看到那里缺少文化，急待改造。虽然这种投入很局限，但对我触动很大。对我以后参加办铅笔厂，替国家采购仪器、部件，加工设计等都是有影响的。我去做这些事，都是经过考虑的，都是克服了困难，尽力去办好的。”

　　当时，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即使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产品也需要从国外购入铅芯等半成品，然后在国内加工成成品。据《核物理先驱——赵忠尧》载：“经过反复酝酿，他（赵忠尧）拿出自己工资的积余，又在朋友中征集了一些资金，联合叶企孙教授和施汝为、张大煜等少数友人，创办了一个小小的铅笔厂。”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物理的奠基人，一代宗师，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并理学院院长。

　　赵忠尧以为，“建铅笔厂所需技术与投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此作为从事实际生产，为国出力的起点。”秀才办实业，凭着一腔爱国情怀，不以营利为目的，“小则可以发展实用科学，大则创办国产工业……由于当时国难当头，大家义愤填膺，这个厂得以在困难中办起来，全由大家的爱国热情所支持。”在世界物理界享有声誉的物理学家，教育之余，竟投入到了研究铅笔的制造与开发之中，以期实现从笔芯制作到成品完成的全过程。“我们力求在国内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赵忠尧语）

　　机器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花去了赵忠尧省吃俭用的积蓄。对此，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在《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忆父亲赵忠尧》一文中有记述：“看了光明日报刊登赵启正先生等所著《一位与诺贝尔物理奖失之交臂的人》一文，又引起了我对父亲赵忠尧的深深思念。我把父亲的论文选集放在书桌上，望着父亲年轻时的相片，陷入沉思。父亲曾有过怎样的理想、抱负？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业救国’，他把在国外读书节省下来的钱在德国买了一台铅芯机带回上海，制造出了我国的长城牌铅笔。”

　　其间，赵忠尧还亲自参加铅笔制造的相关工艺实验，物理学家的实验室经验具有国际前沿的水准，即使做的不是物理实验。“除从国外购进必要的机器设备外。我还与郭子明等几位技工进行削木头、制铅芯等必须的工艺实验，先后经历了不少困难。”（赵忠尧语）

　　铅笔厂原本考虑建在北平，但因为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到了长城脚下，战争全面爆发已经不可避免，于是，赵忠尧等将铅笔厂建在上海。而以“长城”命名的厂名和品牌，也充分说明了赵忠尧等科学家的爱国情怀。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后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只得改建在上海。厂名定为‘长城铅笔厂’，‘长城牌’铅笔由此问世。”

　　铅笔厂自创办开始便举步维艰，资金缺乏是一大问题，管理者先是在北平，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举校南下，与北大、南开等落脚云南昆明，而生产厂区在上海，疏于管理显而易见，在那期间，还经历了一场火灾，几近倒闭。后来，因为有利可图，便有了股东的加入，才在战争的夹缝中支撑了下来。据《核物理先驱——赵忠尧》载：“有几个资本家见这个行业还有利可图，于是建议由他们投资合股经营。从此，工厂主要交给他们去办了，赵忠尧才如释重负。”对此，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一文中也写到了这一段经历：“由于资金薄弱，缺乏管理经验，加上政局动荡，我们又远在北京或西南内地，对于具体管理鞭长莫及，真是难上加难。工厂几经盛衰起落，能度过抗战，一直坚持到胜利，实在不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赵忠尧等创办的“长城铅笔厂”实行了公私合营，企业获得了新生。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解放后，这个厂改建成‘中国铅笔厂’，五十年代，‘长城牌’铅笔改名为‘中华牌’，工厂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样，三十年代开始生产的‘长城牌’铅笔总算没有中途夭折。”

　　赵忠尧与“长城牌铅笔”的这段往事已经消散在浩渺的历史烟云之中，无法挥去的是，当年赵忠尧等爱国科学家在国难之际，挺身而出，报国图强的那份拳拳之心。时光流转，情怀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