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字季刚，专治声韵训诂之学，承续太炎先生学问，近世学术史常以“章黄”连用，也说明黄侃学问在章黄学术脉络里所起的影响。

　　黄侃年轻时在东京也翻译过英国诗人拜伦《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数篇作品。时当清末。这几篇译作，《赞大海》用了四言古体，其余均以五言古诗体翻译。知名汉学家周策纵先生1973年5月28日致潘重规信里说黄侃译笔“典雅绝伦”。潘重规系黄侃及门弟子，又是黄侃女婿。

　　周策纵先生自己也曾以白话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他在这封信里说自己“三十年来抄集各种《哀希腊》译文，共得十一二种，差称完备，久欲印成小册。”周策纵写这封信的十多年前，也曾将这个集子给周法高先生看，周法高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成就很高（法高先生1915年出生，策纵先生1916年出生）。周法高以为这样一个《哀希腊》各译本汇集而成的书，“其事太小”，言下之意，这样小的题目，出版意义不大。不过周策纵自己还是觉得做这事有趣味，他给这书暂定名《拜伦〈哀希腊〉诗中译集论》。但直到周策纵先生2007年5月7日在美国加州寓所里去世，这个集子也还是没能出版。严志雄编订的《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记载：“《拜伦〈哀希腊〉诗汉译汇集》。1956~59年编，兼新译与注（未刊稿）。”这份“著述目录”刊布于2007年秋季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3期，这一期是周策纵教授纪念专辑。

　　看周策纵先生的著述目录，未刊稿也是挺多的，以策纵先生编著的中文专书为例，列进著述目录的30种之中，未刊稿就有10种。这儿有几种情况，有的可能是未定稿，有的是书稿被毁失，有的是家族“世次录”，有的虽已定稿，但还没有出版公司或报章杂志给予接纳，比如这册《哀希腊》汉译诗歌的汇集本就属于定稿而未能出版的。周策纵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古典语言文学等领域建树颇多，博士学位著作《五四运动史》已成经典作品，生前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终身教授。以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高才大名，未刊稿这样多，也可知周先生在做研究和撰述时，可能首先是本着自己以为有趣味有意义而作，而不是事先就抱着必出版的目标。这是做学术的一个态度的显示，是以功利为第一，还是以学问为第一。周策纵先生显然是以学问为第一。这不是说不看重出版或发表，而是说在主观上首要的是以著述为乐事。

　　或曰策纵先生衣食无忧，故可为学问而学问，不以发表与否为第一目标。这恐怕也不能成为理由。抗战前后任教辅仁大学的周祖谟，1945年10月23日在北平致柴德赓的信里说自己“穷困几无以自存”，“物价一日三涨”，为维持全家生计，“当卖俱尽”“只剩了几件旧衣裳同一篮子破袜子和几本没人要的破书……其所遭之困窘已可想见”，可即使这样，周祖谟还是不倦于著述，在同一封信里，他报告柴德赓“小弟而今只知道自勉，所幸治学的范围就前稍广”，说自己要写成的书有《说文校笺》《方言校笺》《释名笺疏》《等韵学》《中国文字学史》《比较训诂学》，“而最有意思的是《洛阳伽蓝记校注》”。周祖谟先生其时生活窘迫，仍然以学术为志业。这或也说明以物质生活宽裕与否为托词，也不一定能够成立。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做人文学术，有时候恐怕还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真的有兴趣。真的喜欢，真的有兴趣，恐怕就会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而不至于“小人穷斯滥矣”。“明月清风酒一船”，这是周策纵1978年暮春在威斯康星大学写七绝《题曹雪芹笔山小影》一诗里引的明人句子。这当然不是借来说曹雪芹的生活实况。曹雪芹西山黄叶村著书“石头记”，常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境遇，可是这也不妨碍他有这样的著述诗怀。做人文学术的，有时也不妨要能抱持这样的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不独填词赋诗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