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钤印及其他

　　□卢江良

　　中国历史上涌现过无数文物收藏家，倘若要评选出一名“冠军”，非爱新觉罗·弘历莫属。这位清朝皇帝收藏的传世书画作品，竟然有1万多件！记录这些书画藏品的著作，就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两大部，前者专记宫藏宗教题材的书画，后者专记宫藏一般题材的书画及其他。光编纂这些大型书画著录，前后就花费了74年之久。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不仅致力于文物收藏，还非常重视文物鉴赏，尤为癖好阅赏钤印。据统计，他一生共治玺印1800余方，故宫现存的就有1000余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鉴赏印，刻制着“乾隆宸翰”“比德”“朗润”“半榻琴书”“犹日孜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十全老人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五花八门的印文。他在书画上经常使用的印玺，《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收录了172方。

　　根据史料记载，书画上钤印，最早见于唐代的书法作品上，绘画作品上尚未见到；到了宋代，书画上用印还颇少；至元末、明初，逐渐增多；明中期之后，几乎没有不用印的了。可到了乾隆时期，愈加登峰造极，他在有些书画上，钤印多至一二十方。例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钤了10方、明朝董其昌的《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卷》钤了17方。尤其是他较为喜爱的晋唐两宋绘画，凡是空白处，基本上都钤满了印玺。

　　在书画上钤印，作为鉴定、欣赏、收藏之标识，本来无可厚议，但乾隆在诸多宫藏书画上钤上鉴藏印玺这样的重要标识时，往往有着随心所欲、肆意妄为。譬如：在唐代韩滉的那幅尺寸不大的《五牛图卷》，只要是空白的地方都钤满了他的印玺，使原本疏密有序的布局变得拥挤不堪；又如，东晋王献之的《中秋帖》，印玺盖得简直密不透风，铺满了整张纸，令人怀疑那钤印是否是那幅书法作品固有的底色？

　　众所周知，在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当以乾隆为最。在图书编撰方面，他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在清朝宫廷绘画方面，以他执政时期最为兴盛，在他即位之初，便将宫廷绘画机构正式命名为“如意馆”，其中的著名“画画人”，就有张宗苍、丁观鹏、金廷标、郎世宁、方琮、姚文瀚等。与此同时，还拥有被后人誉为“乾隆朝四大书法家”的翁方纲、刘墉、成亲王永瑆和铁保。

　　也就是说，在整个乾隆时期，在他的身边，并不缺审美情趣高雅的文臣画师，当他们亲眼目睹其在那些宫藏书画上胡乱钤印的时候，想必不会没有意识到那是对历代书画珍品的践踏。然而，现今查阅那个时期的文献史料，没留下任何他们对其劝阻的只字片语，抑或惧怕因谏言惹来杀身之祸而缄口不言？毕竟，那个时代不同于开明的宋朝。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乾隆一方面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据相关资料记载，从乾隆二十年（1755）至乾隆六十年（1795），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朝。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可谓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由于处于这样的大环境中，当时的广大士人为了明哲保身，除了颂扬天子圣明之外，谁还敢斗胆直陈？这也使得乾隆可以自诩“文采风流”，并由着性子在成千上万幅传世佳作上胡乱钤印，甚至于肆意“涂鸦”（题跋、题诗）。他的那种荒唐行为，被后人评价为“让那些宫藏书画遭遇了保护性劫难”。可笔者认为，不仅于此，通过那些藏品上的钤印，似乎还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王朝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