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数字乡村，促进共同富裕

　　□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会

　　建设数字乡村是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体系的迫切需要。农业农村部《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我省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达到68.8%，居全国首位，充分体现了我省数字乡村建设领域的先发优势。当前，城乡差距仍是共同富裕的短板，进一步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对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重大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薄弱环节

　　统筹协调困境有待突破。统筹协调困境主要表现为：组织架构有待统筹布局，自上而下的统一调度、数据共享、业务指导力度不足，基层数字应用技术路线各异、开发标准不一；乡村智慧应用有待统筹整合，除数字乡村平台外，还有综治、城管等各类智慧应用，尚未统一；层级和部门协同有待统筹提升，部门归集数据并不是全数据，还有部分数据上报容易“回家难”，或“回家”时需额外付费。

　　信息基础短板有待补齐。我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滞后。全省4G基站仅覆盖到行政村，乡村信号盲点较多，5G基站、光纤宽带、物联网设施等数字乡村新基建数量和布局仍需优化；与数字农业密切相关的智能装备和设施相对不足，相关激励政策滞后，智慧农业技术落地难；数字技术人才缺乏，农村信息技术企业稀少，数字科技支撑亟待加强。

　　应用场景堵点有待畅通。目前，我省全产业、高水平数字农业还只是局部“盆景”，或主要分布在数字乡村国家、省级试点区县，重要农产品、特色农业、未来乡村等应用场景建设还需扩面提速；一些在建的高质量数字农业示范园区或数字农业工厂，全程机械化、全产业链机械化程度不高，重要生产环节的智慧农业设施投放不足；数字乡村服务功能建设聚集于乡村治理，群众急盼的就业、就医、教育、农产品销售、信贷等功能开发相对滞后。

　　内生动力难点有待破解。部分企业认为数字乡村建设获利机会不多，企业技术人员对乡村产业和乡村治理的理解不深；农业利润空间有限、农业智能设施投入成本高，制约了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积极性；一些镇村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增加了工作量，而部分农民受限于数字技能水平与传统习惯，主体能动性不强。

　　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对策

　　持续优化顶层制度设计。一是统筹优化数字乡村建设。加快省级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建设体系、技术标准、功能模块等统筹设计，构建省级“中枢”、地市“分中心”、县级“中脑”、镇村“微脑”相融合的统一平台。二是整合乡村智慧应用。以省级数字乡村平台为圆心，分地市开发不同应用模块，集成到省级数字乡村平台，归集到“浙里办”。三是探索数据管理与交易立法。明确数据归集原则，提升数据归集刚性。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广播电视、公路、电力、水利、农业机械、冷链物流等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推进农村就业、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智能化；规划建设乡村新基建，加快乡村5G基站建设，推动物联网技术融合应用，率先在重点乡镇、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乡村实现5G示范应用，奠定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基础。

　　推动应用场景增量提质。深入推进数字农业工厂、数字化美丽生态牧场、电商镇村、乡村旅游、物联网等应用场景建设，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供能力；重点做实农业信息监测、农业生产灾害预警、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农产品质量溯源等领域。聚焦农技在线、在线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等群众迫切需要的服务功能，打造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推进农业补贴、信用贷款等一键直达式服务项目开发，全面提升乡村数字产业水平。

　　构建多元化建设主体格局。探索出台数据及其衍生品市场交易法规政策，稳步推进数字市场交易，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整合支农政策，对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农业新基建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鼓励建设数字乡村产业孵化器；设立农民数字化技能培训专项，加强数字乡村知识技能培训，缩小城乡居民“数质”差距，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完善数字乡村机制建设。一是强化要素保障。鼓励国有投资平台、涉农开发集团、供销社等通过集团化运作，进入乡村数字产业最紧缺的无人机服务、冷链物流、质量溯源等重要环节；加大“两进两回”扶持力度，推进信息化人才“下乡进村”；加强与高校、企业、研究院所的交流合作。二是创新运维模式。探索数字乡村平台建设和农村智能设施管理运维总承包制度，方便数据采集、汇总与交换。三是健全评估体系。建立全省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内涵，定期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保障浙江数字乡村建设持续位列全国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