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雷川：一诚足以消万伪

　　⦾两浙人物　□周维强

　　“一诚足以消万伪”，这是明初曹月川说的话。吴雷川先生（1870～1944）甚为赞许，所以记录在1930年7月1日的日记里。吴雷川是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清末翰林，著名教育家。他立身处世最看重一个“诚”字，所以这年5月19日的日记里，对“诚”有比较多的讨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反之，则言行不相顾，假公济私，利己损人，是皆不诚之最著者。”雷川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还检讨“中国社会之不宁”的“病根”，主要在于上述“不诚之最著者”。尝读《吴雷川日记》，在日记里也能看出雷川先生事无巨细，身体力行一个“诚”字。

　　先举雷川先生私人财务处理上的几个例子。

　　吴雷川当时任职燕京大学校长，并在神学院和中文系授课。1932年，雷川先生63岁，有“精力日衰”之感，所以这一年6月10日写给校务长司徒雷登的信里说：“鄙人近因精力日衰，乐于习静，故愿下学期内除每周一次到校授课并处理重要文件外，余日均住西山，藉资休息。”减去了工作量，雷川先生在信里接着就表达给自己降薪的意见：“惟是工作既逐渐减少，薪金亦不应多受。拟自七月份起，每月薪金照原数收三分之二，即二百四十元。所余之一百二十元，可由校中另行支配用途。即希先生代为报告于执行委员会，并通知会计处是掌。”1937年4月，司徒雷登先生询问雷川先生下学年可否仍在燕京任课，雷川先生表示因身体不健，希望不再任课，4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天给司徒雷登的回复意见：“学校提存会计课之每月百元，决不领受，仍捐与学校作奖学基金，故下学年大可不再提存。”

　　王钟翰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做助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关闭，王钟翰被介绍到天津的东亚毛织公司工作。王钟翰后来在自述里说：“东亚毛织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山东人，也是燕京的校友，不过比我早多了……宋先生是个有文化气魄的生意人，当时，他打算编一套《人人丛书》，供那些初识字的人们读。我到了那里之后，宋棐卿先是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我搜集了有关‘墨’的资料，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墨’的文章，一万字。宋棐卿看了之后，很满意。他让公司员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散发给工人们当作课外读物。就这样，我在东亚毛织公司开始工作。之前我在燕大毕业留校之后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六块，在东亚毛织公司，我的工资是一百八。当时我一个人，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就把钱寄到还在北京的燕京老师邓之诚和洪业先生家里，补贴他们的生活。”王钟翰接济老师的事情后来被宋棐卿知道了，宋棐卿跟王钟翰说：“你工资这点钱能养几个人？不过你的心意很好。你开一个名单给我，写清楚每个人需要多少。”王钟翰就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宋棐卿先生，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单，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为生活费用。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王钟翰只要有可能，总会想到给燕京大学的老师以帮助。吴雷川1942年11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王钟翰来，言天津东亚毛织公司捐与安安公司数千元，安安公司应填给股票，而东亚毛织公司又不欲得受。故有人提议将此股票分赠于所愿赠与之人，遂赠予十六股，每股五十元，计为八百元，特交来股金收据一纸，他日可换股票。”这笔股金如何处置，吴雷川日记里说“仓猝间未暇细思，姑告王以须于吴雷川之下加公记二字，表明非余之私产，将来此股票所得利息应仍为公益事业之用也。王即于收据上记名处加公记二字，并允代告该公司于存根上亦加入。”雷川先生不拂学生的好意而收取股票，但仍作公益之用。几天后，雷川先生将股金收据交给燕京大学秘书长萧正谊。12月4日的日记里，雷川先生记道：“九时三刻出园，乘车至萧正谊处，晤其伉俪。当将王钟翰交来之安安公司股金收据一纸托其代为收存，并说明将来此股票所得之利益，仍为公益之用，因恐存余处，后人或误认为个人之私产，故托其代存也。”雷川先生考虑真是周到。当时收到安安公司股金的应该不止雷川先生一人，12月9日的日记里再记此事：“陆志韦来，谈安安公司赠股金收据事。余以余之处分情形告之……”陆志韦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这个时候已从日本监狱里出来，不再代理燕京大学校长职务，但仍然参与了校政校务。

　　雷川先生在个人财务处置上公私界限明确，对待社会组织慕名而来的聘请，也是实事求是，不作邀名逐利的事。1933年大约9月间，杭州之江学院转达中山文化教育馆给雷川先生的书函及聘书，雷川先生想立即去函表示谢绝，“又恐有负盛意”。10月份中山文化教育馆再次请之江学院转达邀请的信函，雷川先生书面作了委婉的谢却，信里写道：“自维不通西文，难膺审订之任……既不克履行任务，自不应徒拥虚名。谨据实陈明，随函将聘书一件奉缴，敬希詧入，并恳原谅是荷。”雷川先生的这封回信记录在这一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

　　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封校后，教师失去教职，也断了固定的收入，雷川先生也不能例外。周作人托人邀请雷川先生到“北大文院”任教授，“不必授课，而从事指导工作”。这自然也可以视作周作人想给予雷川先生帮助，雷川先生婉却了周作人的邀请，他在1942年6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时给周作人的答复：“现时生活尚可自给，故对此不需要，如将来至不能写字谋生事，当领盛情也。”并托这位转达者“对周代表感谢之意”。话说的很客气，但雷川先生直到1944年去世，都未曾到过“伪北大”任职。

　　上面所述的这几个例子，可以见出雷川先生立身处世的“诚”。

　　雷川先生持节自守，却也是一个极有风趣极雅致的人。刘廷芳协助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后来说刘廷芳“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刘廷芳留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也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始人。1930年2月，刘廷芳结婚十五年志庆，雷川先生致信刘廷芳，这封信也记录在雷川先生这一年2月22日的日记里，信里写道：“家藏蜜酒一瓶，椰杯二具，敬以奉赠，区区微物不足珍，惟以使留之十年，乃至三十五年时，开瓶对酌，念及都人，是亦一段佳话耳。”美意可感而生动风趣。

　　雷川先生1930年5月19日的日记里，保留了他给学生作的一段演讲词：“鄙人自惭老朽，又素无学识，可以贡献于诸君，惟本诸一身之经验，谨述《中庸》之言以勖诸君，曰‘不诚无物’，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幸诸君留意焉。”“中国社会之不宁”的“病根”究竟在哪儿？容或有不同于吴雷川先生的认识。吴雷川先生的可敬之处，在于自己能够知行合一，立身以诚。自己提出要“诚”，自己先做到，而不是只打着手电筒照别人。

　　吴雷川先生的履历，先生自己有过文字记录，日记里均有保存，一处是1930年5月9日的日记里留存的写给申报馆的履历：“吴雷川，原名震春，以字行，浙江杭县人。公立一千八百七十年生，前清光绪癸巳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戊戌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高等学堂监督、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十四年（即民国十四年，纪元1925年）三月，升任教育部参事。十五年五月辞职，任北京私立燕京大学教授兼副校长。十七年一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十八年四月辞职，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校长。”另一处是保存在1933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的“题陈迈盦《湖山归养图》”里的自叙身世：“余著籍杭县，而生于江苏之徐州，稍长更随于淮扬间。维属廿六秋偶返杭应试……”雷川先生流传下来的著作有《墨翟与耶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书名即可见出雷川先生主要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研究。前一种书，前些年收入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的《墨子大全》第二编，后一种书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些年重印过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