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宽诚：待人“宽”做事“诚”

　　⦾两浙人物　□程炜 王静

　　王宽诚（1907～1986），浙江宁波人，香港著名工商企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等职。

　　王宽诚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党忠诚合作，以待人“宽”、做事“诚”为行为准则，一生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创下了巨大的产业，而自己生活节俭朴素，为爱国育才、振兴中华捐献巨资、作出了重要贡献。

　　勤学苦练 艰苦创业

　　王宽诚出生于宁波鄞县古林镇宋严王村，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读过几年书。15岁进宁波永丰银行当练习生，18岁练习生期满，进江厦街源吉钱庄任放贷员。他勤奋学习，刻苦研究金融业务。25岁应聘宁波大丰面粉厂任采购部主任，独当一面。按照行规，采购部主任可以收取丰厚的佣金，但他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端，“吃人东西嘴软，拿人东西手短”，认为采购部业务不能受佣金左右，授人以柄。于是他向工厂老板提出，佣金一律照收不误，否则会使供应商感到不正常，但收取的佣金全数入账，不归个人所有。这一措施实行后，不但省略了许多纠缠不清的麻烦事，也使收购的原料质量有了保证。为此老板非常赏识他，对他说：“单从进货降低成本及佣金收入两项，你已为工厂增加了可观的额外利润，即使立刻给你成倍增加工资也不算过分。”王宽诚婉言拒绝了加工资。他考虑的是，这一工作使他有机会学到许多有用的经商知识，这些知识比给几倍工资有用得多了。

　　大丰面粉厂事业蒸蒸日上，王宽诚也由此取得老板的信任。1935年，他与老板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他头脑精明，经商有道，如当时一般商人还不懂得做广告的好处时，他已能充分利用。维大开业那天，王宽诚在宁波《时事公报》上刊登广告：“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维大最讲信用，劣质面粉不卖。”广告连登几天，他的儿子开始坐立不安，对父亲说：“7天赚来的钱还不够广告费用，广告别登了。”但王宽诚不以为然，笑着说：“还要登8天，连登半个月，让宁波人都知道，维大的生意就好做了。”他的话果然验证了。连登8天后，维大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争购维大的面粉和麸皮。

　　王宽诚任人唯贤、赏罚有度，职工乐为其用。不出两年，维大鼎记号在宁波市区和余姚、慈溪、镇海等地开设了6家分号，执当时宁波面粉业之牛耳。

　　在宁波打开局面后，王宽诚将目光转向上海，因为上海有更大的市场。1937年3月，他在上海开设了维大华行，后为适应当时的环境，改名维大洋行，经营商品更多了，除面粉外，还有呢绒、木材、罐头食品等，并积极开拓外贸业务。其后又投资五洲银行、永兴地产公司、祥泰轮船公司。和李康年合作创办中国钟厂，生产“三五牌”台钟，与日货对抗，蜚声一时。

　　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宁波等地相继沦陷。王宽诚不得不在重庆稳守待时。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宽诚从重庆飞返上海，重整维大洋行业务，经营各类商品，获利甚丰。1946年7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王宽诚决定另辟蹊径，移居香港。这是他事业上一次重大突破。

　　王宽诚在香港经营上做了两件有影响的大事：

　　一是大量购入汇丰银行在日寇侵占期间发行的港币。许多人认为，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有可能收回香港，香港的地位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在侵占香港时期发行的港币有可能作废。一时间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王宽诚做事从不盲目跟风，他经过认真分析，查阅各类资料后认为新港币不会作废，进而决定大量购入新港币。事后证实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英国政府宣布不作废。王宽诚因大量购买新港币，加上他以前对英镑看好也曾大量购入，使他的财力跃增。

　　二是王宽诚在香港从事地产经营，有一块地——明园山，别人都不看好这块荒凉的山地。王宽诚有战略眼光，认为明园山地理位置好，对面是九龙，与九龙隔海相望，西面是维多利亚港。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他决定斥巨资购下这块地，为港人瞩目。买下地后，立即着手规划和建设，建了新都城大厦，低层是酒楼、百货、超市，上层为住宅区，共有1500多户，带动了北角地区经济发展。他创建的大元置业公司是香港最早的地产公司之一。后又创立了一批企业集团和公司，经营金融、地产、建筑、食品等，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开展业务。

　　凭借“宽”“诚”品德，王宽诚在港澳及海外工商界中信誉卓著，连续当选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会长和当然永远荣誉会长，许多人尊称他“宽老”“华夏之英杰”。

　　兴国之路 教育为本

　　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赶出大陆时，留下的是一副烂摊子，当时大陆百业凋敝、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王宽诚人在香港，但心与祖国息息相通，时刻关心家乡建设。1950年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他带头认购7万多份公债，之后又增加到22万份。认购资金不够，他从香港调入外汇，这笔款项相当于当时2000两黄金的价格。为缓解国家财政紧张状况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一些国内紧缺物资运不进来。王宽诚冒着风险，冲破阻力，利用香港维大洋行为我国代理大量对外贸易业务。60年代初，他在欧洲订购4艘远洋货轮，全部租给中国轮船公司，为大陆打开通往世界各国的海运通道。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王宽诚带头捐献飞机一架及其他物资。

　　建国之初，王宽诚回宁波访问时，了解到宁波没有一家现代化的宾馆，他出资80万元兴建宁波华侨饭店，使宁波有了第一家涉外旅游饭店。华侨饭店落成时，他又捐赠一辆进口面包车及一批电器设备。

　　王宽诚应邀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1951年为推动北京旅游业发展，他发起集资兴建设施一流的北京新侨饭店，并任首届董事长。

　　1962年他出资100万元，帮助家乡新建一所小学和中学，起名为“东恩”。“东恩”两字寄托着他对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崇敬之情。东恩中学建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和图书馆，成为一所设备先进的完全中学。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纷纷成立信托投资公司，如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安徽、广东、浙江都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王宽诚积极支持，投资并担任董事会领导职务。

　　王宽诚一次次将捐款重点放在发展教育事业上，认为“四化建设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办好教育、培养人才”。他不愿将财产留给儿孙，说“积财于儿孙，不如积德于儿孙”。在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岁数大了，就是想为国家多作贡献，其他无所挂念。”

　　几十年来，他热心支持内地教育事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余所学校和社会公益团体，其中包括暨南大学、澳门东亚大学、华侨大学、上海商学院、浙江树人大学等得到他的捐助。还捐款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重庆儿童福利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等单位。

　　1985年，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在国家教育部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赞助公派学生到国外深造，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为了使捐助款项用在刀刃上，他和有关部门一起商讨制订了管理规则。这一惊人之举一时轰动国内外。通过基金会的支持，1996年后中科院有212名高级科技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还有140名中高级研究人员赴欧美从事高科技合作研究。119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和华裔科学家来中科院开展科研合作。

　　1986年12月王宽诚不幸患癌症病故，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坚持“爱国育才”宗旨，用有限资金办更多有益的事的理念，继续为教育事业捐款，在王宽诚诞辰90周年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合作10周年纪念会上，再次捐款100万美元，在中科院设立王宽诚博士后工作奖励基金，另捐资100万港币在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设立王宽诚行星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为表彰王宽诚对祖国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中科院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编号4682号小行星，经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为“王宽诚星”。

　　王宽诚为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但自己的生活一贯节俭朴素，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讲排场，除社交场合外，平时穿着随便，有的内衣衬衫穿了多年，甚至缝补过的还穿在身上。在国内住宿宾馆，内衣都是自己洗涤。乘坐的汽车是平常型号，伙食只求可口不求珍稀，宴请朋友点的是家常菜，且提倡吃光，从不浪费。他心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只有国家建设好了，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说：“我的钱来自人民，应该用于人民，这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事。”

　　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1984年12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王宽诚得知香港将要回归祖国，中国政府要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洗刷百年耻辱、国家强大的表现。他坚决拥护“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方针。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会副主任后，他认真履职尽责，为基本法起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984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他题为《香港与祖国俱荣》的署名文章。文章说，祖国为着保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以及500多万同胞的利益而英明地创造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这对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又是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最优办法。王宽诚从香港历史谈起，用深入浅出的道理阐明香港与祖国是分不开的。针对当时香港有些人对“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抱半信半疑态度，他以切身体会阐述“一国两制”国策实施后，对国家经济发展和香港的繁荣带来的好处，耐心细致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他说，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现在还穷，将来一定会富起来，市场购买力会大大提高，只要祖国富了，香港作为转口港，也能发财，其稳定和繁荣一定超过现在，他对此充满信心。

　　推进甬港两地合作交流

　　王宽诚熟悉商情，更了解人们的心态。他能体会到两地同胞所思所想是什么。香港和内地虽然近在咫尺，但不能自由往来，大家急盼早日和亲友见面，以解思念之情。王宽诚为此大胆提出建议，在甬港两地建立联谊会民间组织，在政府指导下，开展联络联谊工作。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尽心竭力、四处奔走，终于获得成功。

　　时间回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大潮席卷祖国大地，也激荡了俞佐宸的心。俞佐宸是宁波工商界的元老、知名爱国人士，曾任民建浙江省委会主委等职，他亲自提笔写信给在香港的王宽诚，信中介绍家乡的变化，欢迎宽老常来家乡探亲访友和旅游观光。同时殷切地希望他为家乡建设献计出力。一向对故乡怀有深厚感情的王宽诚收到信后，很快给俞佐宸回信。信中说，“为国出力、匹夫有责”，然个人力量微薄，旅居在港澳及海外的宁波人多富有经济实力，如果将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他建议，先在宁波、香港两地分别成立甬港联谊会，由联谊会负责香港宁波籍人士与家乡各有关部门的交往和联系，以吸引更多的香港爱国人士参加家乡建设。俞佐宸见信后十分感动，说：“宽老的建议太好了，其谋事之深邃，见识之卓越，超出群芳之上。”尔后就以他们两人的名义，给省市政府写报告，引起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先例，这是一个创举，为推动宁波市进一步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1980年2月15日宁波甬港联谊会筹委会首先成立，紧接着7月28日，由320名旅港宁波籍人士组成的香港甬港联谊会也成立了。两地在成立时互派代表祝贺，王宽诚以德高望重的声誉，被一致推举为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年届九旬的俞佐宸则担任宁波会长，俞老激动不已，在成立会上当场赋诗一首：“团结一心创四化，人民九亿喜迎春。老夫也有凌云志，不作等闲旁观人。”王宽诚在致辞中说，我们老一辈只能做好基础工作，希望中年人、青年人为宁波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前途未可限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甬港联谊会成立后，宁波市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两地同胞互访交往增多了，联络感情、沟通乡音，增进友谊加深了；以往的隔阂消弭了，甬港同是一家人的认同感增强了；关心支持家乡建设，愿为家乡建设献计出力的人增多了。

　　周竹君女士（俞佐宸夫人、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在俞佐宸病故后，继任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她深情地说：“宁波香港两地成立联谊会后，的确像一条纽带，把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华侨同祖国家乡的感情联系起来，每年来国内和宁波探亲访友、观光旅游的络绎不绝，在宁波家乡投资创业、助学助困、创办社会公益事业的为数不少。”

　　如今人们在宁波大街上可以看到有的学校、医院、幼儿园、体育馆的门口墙上写着醒目大字“×××教育楼”“×××医院”“×××幼儿园”等冠名字样，这些都是香港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捐资办起来的，这在其他城市是很少见到的。

　　宁波甬港联谊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周竹君3次率宁波小百花越剧团赴港演出，在香港受到热烈的欢迎，剧院座无虚席，香港新闻媒体称之为“宁波文化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