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与粗略

　　■刘吉同

　　翻了翻本县清康熙续志，该书记载了从明正德元年至康熙三十二年计187年的县史，看后印象最深的是，有些数字太精确了。抄《赋役志·户口》如下：“国朝编审见在人丁三百七十八名口，每丁徭银三钱五分八厘七毫，共银一百三十五两五钱八分八厘六毫。”《贡赋》载：“嘉靖十年，丈地均粮一条鞭，派征地分三等，上地共三百一十四顷九十一亩五分一毫；中地共六千五百三十九顷五十四亩五分三厘三毫；下地共一千九百一十四顷三亩四分一厘一毫，共地八千八百二十八顷四十九亩四分九厘五毫。夏税麦八千七百一石六斗六合七勺九抄六撮。秋粮米二万五千七百九十四石一斗六升四勺七抄三撮。”再抄《驿站》：“国朝新中驿原额马二十八匹，每匹工食银一百三十二两，共额银三千六百九十六两；驴二十五头，每头工食银六十六两，共额银一千六百五十两。”

　　这些数字精确得令人吃惊，为什么？我想有以下原因：一是知县和主簿及相关衙役“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二是这事太重要了，不敢不负责任。人丁和土地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税收，没有税收官府怎么运转？各级大老爷都喝西北风？少一丁少一亩，朝廷就会少一份收入。多一丁多一亩也不行，到时这份税费找谁要？弄不好还会引来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故数字必须准确无误。三是涉及到成本核算。比如新中驿站的预算，银子与马及马夫，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差错。否则，要么马无料可喂，驿夫无薪水可领；要么国库做“冤大头”，为贪官污吏提供捞钱的机会。从明末的教训看，驿夫可是不敢得罪的。李自成就是在驿站打工被裁，才拉起了一支义军，最后埋葬了明王朝。同时，也可看出，清朝基层管理的严密和规范，真是一丝不苟，从制度上堵住了吃空饷的漏洞，值得今人学习。

　　同时又感到有些应该有的数字却没有或太粗略，仅从《天文志·灾异》中摘抄几例如下：明成化十八年，“河溢，漂没田禾，溺死人畜”；嘉靖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籍至不能殓，填弃沟壑”；崇祯十三年，“春夏不雨，蝗蝝大作。人相食，瘟疫。蝗蝝结累渡河，上城垣如平地。麦食尽，无秋禾。死者枕籍，就食他乡者亦毙于道”；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大雨水。八月十五日起，九月初十日止，民居倾圮，压死者众”；康熙二十九年，“春夏旱，无麦，大饥。牛死。知县周毓麟煮粥赈饥，抚军阎真题蠲免银八千八百二十两”。

　　灾荒、地震饿死、砸死多少人？这本应有个数字，但却没有，连个粗略的估计也没有，以致用“死者枕籍”“压死者众”这样的形容词来代替，与前之精确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我想一是死者太多，加之当时的条件十分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也不允许去详细统计。二是在知县们看来，也没统计的必要、价值和意义，死都死了，还统计死了多少干什么呀？“瞎子点灯白费蜡”。三是不影响甚至还有利于当局的利益，至少不用官府后续再救灾了。四是“文化传统”也支持。从秦汉到明清，遭杀死、冤死、饿死的老百姓，恐怕连山排海，人数多如恒河沙数，哪一次留下了数字？更不要说名和姓了，且大多以“死者枕籍”“压死者众”之类的形容词来记载。诸如此类的“粗略”，在二十四史里大概多如牛毛，这就为知县们的“也没统计的必要”找到了“历史依据”和“判例”。故就没有数字，而用形容词来代替了。

　　我从60年前上小学始，就非常熟悉一句话，叫“万恶的旧社会”，其实也可延伸为“万恶的封建社会”，之所以称之为万恶，现在看来，就是不把人当人，人是草民，命如蝼蚁，死了连留下个数字的资格都没有，足见传统历史文化对人的轻视和鄙视。所谓要去其糟粕，我看首先就应该去掉这个，让人有尊严地活着，能享受到做人的权利，窃以为这是“万善”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