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归国艰辛求职路

　　□叶胜舟

　　1926年11月2日，傅斯年从德国留学回来抵达上海。别看他少年成名、“五四”旗手、饱学之士、交游甚广，但求职之路并不顺畅。据其1926年11月致北大同窗、“五四”战友罗家伦的两封信，至少考虑了8个去处，但四处碰壁，十分失落沮丧。

　　首选是母校北大。他自称“如‘茫茫之狗’者留在上海，岂不都是为了对于北大之忠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治氛围肃杀，师生人人自危。北大也是元气大伤，代理校长蒋梦麟和教授鲁迅、朱家骅等被北洋军阀列入拟通缉的黑名单；蒋梦麟、胡适、鲁迅、马叙伦、刘半农、顾孟余、朱家骅、马寅初、王世杰等教授难以容身，纷纷“走为上”。此时傅斯年不可能获得北大教职，不可能献身虎口，而且他也明确与蔡元培共进退，“蔡先生不到北大，故我也不去北大”。

　　其次，考虑去清华。“托朋友于燕京或清华弄几点钟对付着为生”，但他心思缜密，盘算去清华有“三难”：其一，底气不足。有可能和赵元任一样，既教大学，也在闻名遐迩的国学院做研究。“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当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人和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其二，时机不对。学期已过大半，清华“开学久，功课定”。其三，说不出口。赵元任曾邀他去清华任教，他因想进北大，“故辞之”。现在北大进不去，他不愿吃“回头草”，又向赵开口想进清华，“我最无颜去说”；也不愿向陈寅恪开口求荐，因陈“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但据吴宓1926年11月16日的日记，当天陈寅恪与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商谈，聘傅斯年任清华教授。

　　再次，考虑去厦大。邀请他去厦大的顾颉刚只是个人愿望，只是说说而已，并未实际操作，“未曾早与人接洽，今乃空着”。这件事顾颉刚做得不靠谱，不仅误导了傅斯年，而且耽误了时间。

　　第四，考虑去东大。但他有三个顾虑：其一，“张贼（指张学良）来，大家走路”。其二，“无预备，教国文，甚有所虑”。他解释，此时“对旧学问之见解，实如涌泉”，但适宜做研究，如上讲堂开课，则一时有困难。其三，不愿过多麻烦朋友。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既超出预算，且可致别科闲话”。

　　第五，考虑去杭州。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所以没去，相信蔡元培“可以谅解我不就”。

　　第六，考虑去中法大学。1920年10月，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1950年9月，中法大学本部和数理化三系并入华北大学工学院。1952年1月，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4月，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第七，考虑无奈从军。“看来此事只有两路，一仍去北京、清华、或法大（他们找我），一则弃书佩剑。”

　　第八，考虑做野鸡教员。他向罗家伦感慨，“四方八面，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求职不顺，憋屈之余，决心从1926年11月9日写信之日开始，“发出至大至刚之怨气”。实在没办法，“只有在上海做野鸡教员，此虽痛心，且对付一时！”甚至自嘲不如自杀，“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

　　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去了中山大学。1917年，朱家骅从德国留学回来任北大教授，年仅24岁，在时任北大的28位教授中最年轻。这一年，他还不认识北大文科国文专业学生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教授、1918年任《新青年》六个轮值编辑之一的沈尹默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1926年7月，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8月，33岁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大刀阔斧整顿中大，原来的400多名教职员五分之四被免职，只剩下70多人，师资严重不足。10月22日，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朱家骅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回忆，为充实中大文学院，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聘30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北大同窗、台湾大学教授伍俶在《忆孟真》中说，是顾孟余推荐“提议聘请孟真做文学院院长”。

　　朱家骅对傅斯年极其信任器重，放手由傅在中大打拼。甚至因傅坚持从厦大挖来顾颉刚教授，逼走中山大学重量级台柱──鲁迅教授，整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这是后话。

　　朱家骅是栽培傅斯年的伯乐之一，也是他的职业“引路人”、事业“助推人”、政治“庇护人”，两人先后在德国留学。如果说胡适是傅斯年的思想导师，那么朱家骅就是他的职业导师。毛子水在《骝先先生哀词》中说：“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虽有天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难得多。”

　　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伍俶《忆孟真》等悼念文章，还有很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都称，中山大学聘傅斯年任文学院“院长”。但据傅斯年在中大的学生陈槃在《记傅孟真师在中山大学（答傅乐成教授问）》更正，傅斯年应聘任中大“文科学长”；并明确“此正名。不知何年起，改称‘文学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