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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1939 年周恩来绍兴之行与农工党先贤的人生交集


时间:2018年07月31日   作者:江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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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事变”后,杭嘉湖陷入敌手。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处在日寇炮火直接威胁下。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到抗日前线绍兴。

周恩来在绍兴四天三夜时间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利用各种场合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促进了绍兴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提前到来。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也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70周年。作者在文中撷取4位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农工党先贤,他们在艰苦卓绝的血与火考验中锻造的光荣传统,让后来者坚信,合作初心必将薪火相传!


战地记者宋子亢


宋子亢于解放战争期间加入农工党。抗日战争期间,是一名活跃在前线的战地记者。

1939年3月28日凌晨,周恩来乘船抵绍兴,下榻在县商会内。这里墙高院深,国民党以安全为名,在四周布满岗哨,所有勤杂人员,都换成了指定的特务。外出会客等活动,都派人跟踪监视,而对新闻采访,更是严加限制。

宋子亢是唯一获准全程采访的记者。他是绍兴人,又是《民国日报》记者。受周恩来姑夫王子余的委托,他还陪同祭祖扫墓、访大禹陵。当年的珍贵影像,就是他用德国产相机记录下来的。

到绍兴的当晚,王子余设家宴招待。陪席只有几位当地名流,宋子亢也在受邀之列。周恩来在宴席上,强调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战到底的重要意义,同时给大家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情况。详实的介绍,让宋子亢对共产党有了更客观的认识。

饭后周恩来赴越王殿,出席各界人士座谈会。参加的200余人都是国民党事先安排的,那些相继发言的人,都有发难之意。他们把面临的军事失利、经济困难等问题,归咎于共产党。周恩来听完发言后严肃指出,如果国民党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全民抗战,那么无论当前面临的困难,还是今后遇到的挫折,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只要充分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周恩来的4小时演讲,时而笑容可掬,时而义正辞严,深刻透彻的分析,吸引了在场的人。

29日一早,周恩来与周氏宗亲一起,分乘三条船祭祖扫墓。周恩来和宋子亢一起,坐在三明瓦乌篷船中。

船上,周恩来询问了绍兴农民的生活和民众对抗战前途的看法,宋子亢都如实作答。遇到生活困难的“坟亲”,周恩来主动给钱,让他们补贴家用。这些都让宋子亢感受到周恩来与国民党官僚本质的不同。

这一年宋子亢22岁,周恩来一路上对他很关心,关切地问他的工作和阅读的书,并谆谆教诲:“青年人要发扬‘五四’革命精神,投身到抗战的大熔炉中去。在炮火中学习,到炮火中锻炼,努力战胜艰难险阻,为抗战胜利作贡献。”

见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大官毫无架子,对一个普通青年如此关心,宋子亢心里十分感动,当场向周恩来表态:“作为越王的子孙,一定会经受住炮火的考验。”

受周恩来的教诲和影响,宋子亢此后更倾向革命。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宋子亢和中共党员朱万年连夜赶写稿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由于叛徒泄密,报纸遭到查封,朱万年遭逮捕杀害,宋子亢被驱逐出报社。

解放战争期间,宋子亢利用省政府新闻专员的身份,积极营救中共和农工党被捕同志。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宋子亢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策反工作。

肃反运动期间,他惨遭20多年牢狱之苦,但他从没丧失对党的信念。拨乱反正后,在省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研究整理工作。晚年,还致力于民主党派社会力量办学,为社会培养了大量英才。


总理表妹王去病


1939年王去病才16岁,是初二年级的住校生。29日,家里人到学校接她,告诉她来大人物了。那天晚上,应亲友的要求,周恩来为大家题词留念。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题词最多的一次,一直题写到深夜2点多。

因为想要题词的亲属太多,王去病挤在人群中有些等不及,便急得在那里大叫:“翔宇表哥,别忘了也给我写一张哟!”周恩来笑着看了看王去病,和蔼地说:“那是当然的!”

其实王去病不是周恩来嫡表妹。姑母周桂珍早年去世,王去病是姑夫王子余续妻所生。但对这个生性活泼的小表妹,周恩来却是疼爱有加。他当即铺开宣纸,提起毛笔题写了一幅:“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过了一会,还特意拿过王去病学习的纪念册,用钢笔为她题写了另一幅:“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一边题词,一边教育她要努力争取进步,走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给她的题字可谓用心良苦。王子余与秋瑾同是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平时与鉴湖女侠交往颇多,他经常教育子女要向秋瑾学习,自立自足,不要轻易求人。

王去病一直遵循这一家训。从开始工作到退休,她从来没在别人面前炫耀和总理的这一层关系。即使被下放到一个小单位,工资很低且福利较差,也不向组织提要求,更没去找总理求助。连邓颖超大姐也不止一次地说:“王家的人好!从来不麻烦我们。”其间虽有书信联系,但直到退休,她都没有去见过总理。

1973年4月,王去病在北京治病。4月15日,总理把王去病接进中南海。相隔34年,表兄妹才得以再次相见。在西花厅用餐时,总理还对当年情景记得很清楚:“那年在绍兴送你一幅题词,希望你能向秋瑾学习。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有每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只停留在学习秋瑾上是不够的……”

周恩来还关切地询问了王去病的工作生活。得知王去病50岁已经退休,总理和颜悦色地说她“退休太早”,这么年轻还应为社会做点工作。王去病立即回答,回杭州后再继续投身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此后,王去病与周恩来一家的关系,犹如寻常百姓家。每次应邀去西花厅,带去的礼物多是绍兴的霉干菜,或是手工缝制的布鞋。这些富含浓浓乡情的特产,维系起了总理的亲情与乡情。即使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大姐仍然惦念着这个小表妹,每年都要叫秘书写信,邀她去西花厅做客,聊聊亲情、乡情、家事。

王去病后来出任杭州秋瑾研究会会长,编辑、出版《秋瑾研究》。为了研究工作,她不顾足伤,柱着拐杖奔波南北。在秋瑾就义80周年的时候,邓颖超还专门题词纪念。

2001年,王去病因病去世。按照生前立下的遗嘱,她死后的骨灰,也撒在了秋瑾墓边。


枫桥区长祝更生


1939年3月31日上午,周恩来从绍兴乘船,到娄宫离船上岸。这里崇山峻岭,山道崎岖;茂林修竹,盘云叠翠。周恩来自负背包,徒步经兰亭,过王阳明墓。在绍兴诸暨交界的古博岭,枫桥区长祝更生早已在那里迎候。祝更生随带一辆黄包车,再三请周恩来以车代步,但都被婉拒。

诸暨是中共在浙江的一个红色堡垒,也是农工党的重要根据地。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李士豪,1938年奉命回到浙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与中共组织密切合作,组建了诸暨抗日自卫大队,并出任诸暨县政工队长。还于1939年初,赴金华迎来倾向革命的县长夏高阳。

考虑到周恩来途经诸暨,特务必然集中到城关,以监视、破坏一切活动。但既然来了,一定要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周恩来接触民众,以鼓舞诸暨民心士气。经过反复考虑,县长夏高阳决定声东击西。

县城里贴出欢迎的标语,广场上大张旗鼓地搭台。这一切让特务蒙在鼓里,深信周恩来一定会到县城活动。而抗日自卫大队的队员,却悄悄到了枫桥,发动当地群众欢迎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枫桥大庙时,聚集了政工队员、工人救亡协会、农民协会以及当地民众数千人。周恩来应邀登台发表演说。演讲中,他把日军大举侵略比作洪水泛滥,把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比作宽广大地。洪水流经越广,力量就越薄弱,最后终将被大地吞没。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一致抗日。

这是周恩来此行唯一一次在民众前面的公开演讲,给当地民众极大的鼓舞。特别是诸暨中共地下党同志,聆听后更是热泪盈眶。

演讲结束后,祝更生陪同周恩来吃饭。周恩来饭后还亲付饭资5元。祝更生不肯收,周恩来正色道:“我是政府人员,不能让地方招待。”帮厨陈香珍年轻守寡,每天做工挣的2角钱,只可买2升米,却要养育4个孩子,日子非常艰辛。周恩来知道后深表同情,走时托人送去20元钱。

下午在护送途中,周恩来询问了抗战以来诸暨的情况。祝更生说诸暨的抗日力量较强,1938年秋,还进行了农民抗日自卫武装的大检阅,一夜之间集中了3万人的土枪队,声势让盘踞在杭嘉湖的日寇极为震惊。民间传唱:“杭州人怕飞机,日本佬怕诸暨。”周恩来听后兴奋地说,诸暨抗战民心可用,只有把民众发动起来,战胜日寇才有可靠保证。

周恩来情理交融的思想工作,平易近人的伟人风范,给祝更生深刻的影响。他晚年说:“从而使内心对共产党万分敬仰,亦即为我靠拢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率部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8年3月,在中共和农工党的策动下,已升为诸暨县长的祝更生决心率部起义。起义计划得到周恩来的批准。然而风云突变,1948年4月,祝更生因其赤色倾向,被免去诸暨县长职务,起义计划也随之搁浅。1948年秋, 他被重新委任为松阳县长。遂于1949年3月13日,在松阳率部起义,并通电全国。

解放后,祝更生一直担任农工党浙江省委会领导职务,积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贡献。


诸暨县长夏高阳


从枫桥到诸暨县城,周恩来一路徒步,到达时已是万家灯火。县长夏高阳过浣江浮桥,到江东迎接。在县长办公室,周恩来把军大衣搁在椅背,风趣地说:“抗日啦,天天有空袭警报,县长这把交椅不好坐!”

会客室中的 “人生当自忙不息,天地从来未瞬留”一联,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一眼夏高阳——这是1931年11月,邓演达在狱中撰写的对联。

夏高阳提到发动游击战争问题。周恩来关切地问及诸暨游击战争准备工作,部队及群众训练情况,严肃指出形式主义做法无助于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说沿途经过的很多县,很多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流于形式,很难经得起残酷战争的考验。周恩来的指示和批评,引起夏高阳的高度重视。

考虑到周恩来旅途疲劳,也为了便于谈话,夏高阳备了便宴,只请两人作陪。晚饭只有四菜一汤,周恩来却说:“这种便饭好,很合我胃口。”临别时拿出10元法币作招待费,夏高阳急忙推辞,说县长虽然清苦,也不至于穷到这地步。周恩来说:这是我的制度,请不要破坏制度。听他这么一说,夏高阳只好收下。

到了火车站,周恩来还不忘勉励大家,多做一些对抗日统一战线有利的事,并请夏高阳买两张车票。当听说挂好了花车,供他特别使用时,周恩来坚决推辞,坚持自己买票。要派部队护送他,也坚决不接受。

周恩来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让夏高阳为之折服。在诸暨当县长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想方设法掩护中共地下组织,使诸暨千余地下党员几乎未受损失。

1945年9月1日,周恩来在重庆陪同毛泽东出席一个酒会。时隔七年,周恩来马上认出在场的夏高阳,与他亲切握手:“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因为人多,没能多谈。此后通过新华日报的同志,夏高阳几次要求去延安。由于当时延安已被封锁,最终没有成行。

解放前夕,夏高阳和李士豪等农工党人一起,策动上海警备区司令宣铁吾起义。不料1949年1月,宣铁吾创办的《大众夜报》因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案,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当面斥责宣铁吾,说他周围有共产党。随即撤去上海警备司令之职,剥夺了宣铁吾的军权。策反计划最终没能成功,宣铁吾随后出走香港,成为一件莫大的憾事。

解放后,夏高阳长期担任农工党上海市委会专职领导,一直为多党合作事业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