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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的春晖情
时间:2017年11月11日   作者: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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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地处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正式成为全国盟员教育基地。为何一所地处乡村的中学可以有此殊荣?最重要的原因,春晖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谱写了诸多值得我们骄傲的教育篇章、名家故事,名家们的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弘扬。

灿烂的春晖文化名人谱上,仔细探寻,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民盟先贤的光亮。他们的人格华光、品质文章,至今熠熠生辉。

走在最前排的先贤队列中,有一位身材不高、脸长额阔、衣服朴素的出版界奇才——胡愈之先生,我们上虞盟员喜欢一个亲切的称呼——“胡愈老”。

1896年,胡愈之出生于上虞老城的胡氏大家族,老宅名曰“敕五堂”。胡愈之受父辈精心培养,多方汲取新知,少有才名。1913年,胡愈之因就读的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停办,回到丰惠老家。浪费光阴是年轻人最大的不幸,父亲胡庆皆及早想好对策——专心学国文立根基。于是,通过好友陈春澜、王佐,胡庆皆找到了正在小越横山春晖小学堂(春晖中学前身)任职的薛朗轩。薛朗轩为绍兴名宿,古文功底雄厚,因深佩陈春澜办学义举,便来到偏僻的横山,负责学堂教学。以情谊为纽带,薛老师爽快答应胡庆皆的要求,于是,胡愈之便与薛朗轩结下师生情缘,入读春晖小学堂。当然,胡愈之也拥有了春晖学子的身份。

在薛老师那里,胡愈之得到“和一切私塾和学校里教过我的老师都不同”的教育。在1946年写的《我的老师》一文里,胡愈之回忆师从薛朗轩时的情形:

薛老师教我读书,从没有半点老师的架子。每次薛老师在面前,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孩子,我是一个小孩子……老师教我读书,是让我自己选择的。他只是指导我应读什么书、读哪一篇、哪一节,但要我自己准备,或者向老师讲解,或者写笔记,只有讲解和笔记有错误时,他才加以改正……在当时,白话文运动还没有开始。我的老师虽不主张用白话写文,但他反对用古典堆砌成文。他时常要我学习把古代文译成平易通俗的今代文。

薛老师也教胡愈之写作文:

他出的题目很古怪,你要写滥调、洋八股、党八股,都无从写起……举一个例,有一次的题目是“煤油灯记”,他指着放在我的案头的一只煤油灯,说是你要把这煤油灯全部拆开来,察看里面的机件,有多少式样,每一部分多少长、多少宽、多少高,并且说明每一部分的构造和功用。为了写这篇文章,他要我把《考工记》细读几遍。他说,要叫一个生平没有见过煤油灯的人,读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后,能够制造出一只煤油灯,至少能够想象出煤油灯的实物来,这样,这篇文章才算是通得过去。

胡愈之成年后主要在上海,这里有中国最前沿、最权威的出版阵地。他的第一个试手单位是商务印书馆。因为胡愈之的知识库中,既有书香门第的旧学功底,又有新式教育的外语基础,很快,他便在编辑出版界站稳岗位,借助《东方杂志》崭露头角。关于胡愈之和《东方杂志》值得特书一笔的是:1932年11月1日,身为主编的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出“于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倡议,并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征稿。最终,142人所撰写的240个梦,于1933年1月1日在《东方杂志》的“新年的梦想”特刊号上刊登。这些文章被称之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胡愈之在上海热心出版事业之际,1922年,家乡上虞的白马湖畔春晖中学隆重开校,胡愈之欣喜又向往,除了乡情,更重要的是春晖教师团队中有他的同乡好友夏丏尊、叶天底。回乡,回春晖看看,成了他的一个心愿。后来,胡愈之说“我曾几次到过白马湖,那里有我的不少朋友”。胡愈之在白马湖畔留下了三次足迹。

1924年初,胡愈之回到上虞——因父亲胡庆皆病故。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愈之顺访白马湖春晖园,他与夏丏尊已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短短几天,胡愈之通过夏丏尊结识了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等不少新朋友。1924年冬因毡帽风波,部分名师于1925年春离开白马湖去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和立达学会,胡愈之作为立达学会会员积极参与并支持相关活动。1926年在胡愈之的建议和策划下,与吴觉农、郑振铎、叶圣陶等友人共同协助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白马湖畔作家群均被吸纳入开明书店所依托的主要作家团队。于是,在我国出版史上,第一家完全由知识分子自己办起来的书店,与“开明”符号一起,影响了一代代学人。

1928年春,胡愈之再次造访春晖,这一次,可谓胡愈之生命的转折点。1927年,目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胡愈之义愤填膺,写了一篇由郑振铎、吴觉农、章锡琛、周予同等人共同署名的致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很自然,这个举动惹来了生命之忧。听从朋友建议,他决定筹资赴法留学。出国前,他在1927年底回上虞老家看望母亲。1928年春,开明书店的朋友章锡琛、叶圣陶、徐调孚、周予同、章克标、贺昌群等人到达白马湖,胡愈之也应约从丰惠赶来,同在夏丏尊家中聚会。这次白马湖相聚,一为胡愈之赴法饯行,二为共商开明书店的发展大计。为留住难忘瞬间,徐调孚为大家在平屋前和春晖桥头拍照留影。平屋留影,遂成为见证春晖文脉的珍贵旧照。

1932年初夏,人在上海的胡愈之患重病住院治疗。不想,“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很快毁于日军炮火。时局危殆,疾病久未治愈的胡愈之被迫回丰惠老家,找族兄胡仲宣诊治调理,这位族兄是家乡驰名的中医伤寒专家。经过数月服药调理,始得康复。康复之后,胡愈之旋即返回上海投入进步事业,途中顺访白马湖,看望故交亲友,看看春晖发展。

胡愈之对白马湖春晖园感情极深,更为有缘的是,胡愈之与春晖的两位校长既是亲戚,又是朋友。范寿康和黄树滋,1927~1935年期间担任春晖中学校长。范寿康是胡愈之的堂姐夫,范家老宅与敕五堂胡宅近在咫尺。黄树滋的亲妹嫁给胡愈之堂弟胡伯恳为妻,胡黄两家亦属世交。这么一来,胡愈之往访春晖,既可共叙友情,又可为其提供旅途中转的方便,多次来白马湖就在情理之中了。

1961年冬,春晖中学为筹备校庆,去函恳请胡愈之题词,他欣然同意。接函后当天晚上,他写下了数百字的贺词,倾注了他对党、对故乡、对春晖中学、对革命先烈、对青年一代的无限深情,并专函交给学校,其中写道:“我们不能不想起三十多年前,当中国革命还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就在这个地方,白马湖边上,有一位最可敬的英雄的革命青年,曾经艰苦地生活,静默地工作,散播最早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种子,并为此付出他宝贵生命,这个人就是上虞早期的共产党员叶天底烈士。”

胡愈之铭记的叶天底,于1922年7月应聘到春晖教务处任职。叶天底来春晖工作时的心情极好,一则邀请入职的是曾任教浙一师的夏丏尊先生,两人有师生之谊,二则听说同窗好友丰子恺也即将来校任教,三则作为地道的上虞人,对春晖有着独特的心仪之情。叶天底到任后接待诸多名家来访,其中就有民盟先贤陈望道。

胡愈之一直十分挂念春晖中学。“文革”期间,他闻悉春晖中学从白马湖迁至小越,并将“春晖中学”改名为“继抗中学”的消息后,十分生气。他说:“春晖是一所有历史意义的国内知名的中学,南开和清华都没有改名,春晖为什么要改名?!”1978年后,胡愈之听到春晖中学返址复校白马湖,并恢复原校名,且听说春晖中学毕业生的高校录取率较高,已成为省重点中学等好消息时,总是面露笑容,从内心感到欣慰。

1981年,为筹备春晖校庆,学校邀请胡愈之和叶圣陶两位老人担任校庆纪念委员会名誉主席,并给校庆题词。因年事已高,胡愈之起初稍有顾虑,后得悉叶老已经同意挂名支持校庆,觉得也应为母校出力,便同意挂名。

为了给校庆题词,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拟就了“庭园满春晖,四化需英才,建设新中国,五讲又四美”4句话20字献给春晖师生。由于他当时已是85岁高龄,手中握笔常发颤,易导致字形扭曲,他一遍又一遍地写了好几张纸,自己总感到不满意,最后让夫人沈兹九仿他的笔迹代为书写寄出,此珍贵墨宝至今珍存校内。

1985年春,胡愈之带病参加了在新侨饭店举办的第一次在京虞籍乡亲联谊会。此时的胡愈之身体已很虚弱,但他还是在即席讲话中说:“这次家乡同志在北京开这样的会,我是一定要来的。我离开上虞已经70年了,可是我常常在想念。”在谈到家乡的发展前景时,他说:“春晖中学的发展条件好,我们曾议论过,如果将来能在那里进一步办大学,可培养更多的人才。”据胡愈老的侄子辈们的回忆,胡愈老愈到晚年,对家乡和春晖流露的感情也愈深沉。

于是,我常常遐想,泉下有知的胡愈老,如果得知我们上虞盟员已经在春晖建立了民盟组织,并且又成为全国教育基地,开迎各地盟员来访的时候,作为民盟先辈的他,会浮现怎样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