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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的女儿
时间:2018年11月06日   作者:沈鑫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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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的女儿,祖上都是“两脚插泥地”的农民。

小时候,每每淘气不好好做功课,祖母总是语重心长地说:“你要争气呀,否则长大后只好跟你爷爷一样,靠种田过日子。你看看,外面太阳这么烈,挑粪担又那么臭……”我看一眼窗外“双抢”季节的大太阳,再一想到那有浓稠气味的粪桶,揉一揉鼻子,缩一缩脖子,老老实实地拿起书本来。

说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大了讲,当然可以上溯几千年,足够写上几卷厚厚的论文;而往小了说,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家庭就是活生生的样板——

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作为典型的农村孩子,放学后除了在田里撒欢,拎着篮子背着箩筐去割草喂羊喂兔子,也是每天的必修课。由于年龄尚幼,虽然大暑中晒得漆黑,冬天双手长满冻疮,却也不觉得那是很苦的事。田地,在我童稚的眼睛看来,除去可怕的大蚂蟥,就是春天里的油菜花,夏天里的绿秧苗,秋天里的金稻穗,冬天里的冰雪王国。

而于我父母来说,那种关于“苦”的体会就深刻得多了。特别是我的母亲,由于身体羸弱,在地里干活不占优势。每年“双抢”过后,她都要在床上病好几个星期,腰疼得无法站直。正因为自己是这么个状况,她从内心对家里那几亩地就没有好感,插秧割稻这两项任务更是纠缠她多年的噩梦。于是,她成了最早脱离土地、寻求出路的那批农民之一。

一开始,母亲在县城开了个小小的裁缝铺。由于手艺精湛、头脑灵活,生意十分火爆。几十年后,她回忆起来还很得意:“那时候我就每个月赚几百块了呢,机关里上班的干部每个月才发几十块工资。”初尝改革开放甜头的她,手头攒了几百块就去银行存起来,成了银行柜台的常客。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了一点财富积累的母亲,听说政府出台了一项支付2万元即可“农转非”的政策,她当机立断,掏出2万元积蓄,使她的女儿——我,成了全村第一个有偿实现户口“农转非”的人。

多年后,我考上重点大学,户口迁至大上海。母亲十分感慨地说:“要是早知道你能靠自己考上大学,当年就不用花那2万元……不过,即使再来一次,我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买户口’,因为在那个年代,当农民实在是太苦了……”

我这个对当农民、对种地有着深深恐惧的母亲,三十年来兜兜转转,开过店、打过工、办过厂,某种程度上已实现了“财务自由”。去年居然又决定回到老家,去当一名伺候菜地的“老农民”。

我惊讶于她的选择,便问她:“你这一生,不都在为离开农村、脱离农民身份而努力奋斗吗?怎么又回去了?”

她说:“原来是的。但近几年来,每回一次老家,我都对那个地方更爱一些。”

母亲回了老家,连带着我也加密了回故乡的频次。随着亲密接触越来越多,逐渐体会到,中国的农村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岂是一个“日新月异”可以概括!

单说我们老家的房子,爷爷那辈盖起的黄泥房,到父母手中就两度新建。最近一次搬到了在中心村集聚区的小联排别墅,不仅毗邻一汪碧水,还有配套的老年门球场、小公园,环境不比城里的高档小区差。

再说之前既令人离不开又爱不起来的田地,早就取消了“公粮”、“余粮”,还实现了统一流转。除了一小块自留地用于种蔬菜,其余都被种粮大户、蔬菜大棚租去,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还有一小块菜地可以伺候,简直成了母亲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主要素材。

而我,那个曾经要靠“买户口”才可以取得进城读书资格的农民的女儿,那个曾经对身边同学会写毛笔字会唱五线谱艳羡不已的土土的女孩,居然漂洋过海到国外留学,最终还成了一个吃“机关饭”的国家干部。

这样的日子,40年前的父母亲想象不到,30年前做作业的我想象不到,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祖父母更是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