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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字书”与“无字书”
时间:2018年04月12日   作者:吕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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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书浩如烟海,分不清有多少类、数不尽有多少种、说不明有多少量。倘若要硬分,那么根据我的读书心得,分“有字书”与“无字书”两大类,大概是不会错的。“有字书”好理解,人人都懂,东汉纸张发明以前称简册和帛书,纸张发明以来指纸本书,纸本书已有1300多年历史;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字书”又增加了电子书。一言以蔽之,“有字书”的特点是“有字”。

“无字书”怎讲呢?“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清·廖燕《二十七松堂》),换言之,即社会自然这部大百科全书。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生动的比喻,意谓从自然生活里,社会实践中,也能读出甚至穷尽万事万物之“理”。

读“有字书”固然重要,但我认为,读“无字书”更重要。毛泽东同志曾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里的“使用”亦即社会实践,就是“无字书”。在中国历朝历代中,认为读“无字书”比读“有字书”重要的先贤大有人在,孔子、孟子、庄子、司马迁、李白、杜甫、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正如南宋诗人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见,从纸张上得来的“有字书”,其知识总觉浅薄,躬行中的“无字书”,作用意义才能深远。

从哲学上讲,“有”与“无”是一对矛盾,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不过“有字书”与“无字书”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陆放翁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即说明此事。这里“学诗”与“诗外”,前者分明是“有字书”,后者显然是“无字书”。“学诗”要靠“诗外”功夫,是“诗外”功夫的必然;“诗外”功夫是“学诗”的基础,是为“学诗”服务的。

古往今来,许多有成就者之所以有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妥善处理好读“有字书”与读“无字书”的关系。例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之所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文学造诣更是出人头地,关键是他在读“有字书”的同时,读了大量“无字书”。他一生仕途失意,几次贬官,历经坎坷,这从客观上促使他能够深入下层社会,接触百姓群众,故而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且艺术性很高的不朽篇章。

与此相反,有些人只知一味地钻书本,而忽视社会这部“无字书”,到头来却无所建树。如颇为著名的“江郎才尽”这个典故的主人翁、南朝人江淹,究其“才尽”原因,是由于他中晚年忽视了读“无字书”。江淹年轻时作文赋诗别具一格,后来当了官,与世隔绝起来,故而所作诗文平淡无味,人们才说他“才尽”。这完全是不读“无字书”的可悲结果。

当然,“无字书”也要科学地读,否则不如不读。古代有一个画家读“无字书”很科学,每天清早要到竹园里去观察竹子的大小、形状,后来画出来的竹子非常逼真,别人都说他胸中已有竹子的形状,以此而形成的“胸有成竹”成语,即说明科学地读“无字书”的重要性。反面的例子也有,也是观看竹子:有一次,王阳明和一位朋友讨论如何格物穷理,他想起朱熹“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话,与他的朋友面对竹子去思索,企图“格”出竹子中所涵的“至理”来。他们日夜端坐在竹子这本“无字书”前面观察,苦思冥索,用尽心力,结果到第三天,他的朋友病倒了,王阳明到第七天也病倒了,最后一无所得。王阳明读“无字书”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没有按照竹子的特点去科学地探索竹子的生长规律,而是按照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企图通过穷格竹子之理,去领悟出那个永恒不变、无所不在的“至理”,即封建伦理道德来,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了。

总之,我们既要读“有字书”,又要读“无字书”,更要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读;不但要重视读“无字书”,而且要科学地读“无字书”。只有这样,我们的读书才是成功的,才能够达到“读有字书,明无字理”的读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