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到了1915年下半年，急于窃国的袁世凯，欲得章氏一纸劝进书作为开释条件。不想章太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给袁写的不是什么劝进书，而是声讨书：“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袁阅后狂怒，很想杀章太炎泄愤，但恐为舆论所不容，只得自我解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章疯子的外号，从此驰名天下。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侯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正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沈兼士获悉，他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清光绪六年（1880）刘大白诞生于绍兴平水镇，他原名金庆棪，字伯桢，辛亥革命后改姓刘，名靖裔，字清斋。1907年为响应辛亥革命浪潮，他在绍兴率先断发，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同年在《绍兴日报》任编辑，因在他主笔的一篇政论文中数度用了“可浮一大白”之句，而此文议论精辟、文笔犀利，为越中人士所传诵，他也因此以“大白”为号，从此人们只知有刘大白而不闻他的原名了。
    ◎当年，为了推动复旦大学招收女生，陈望道曾对老校长李登辉采用激将法，提议把复旦大学改名为“复旦男子大学”，以与北京女子大学相呼应。后李登辉很快改变态度，同意招收女生。
    ◎金岳霖有天生的逻辑感。中国有两句谚语，一是“朋友值千金”，一是“金钱如粪土”。金岳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两句谚语有问题，因为它们的逻辑结论是：朋友如粪土。
    ◎曹聚仁说：“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
    ◎著名作家、民国初年担任上海《时报》编辑的包天笑，曾著文回忆他与汤寿潜的一次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里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1947年6月29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34年，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考察石油，在武康县乘车出事，头部重伤，碎骨陷入后脑，医生曾要求家属着手预备后事。翁文灏乘车遇险的消息震动了全国，甚至报刊上有说“翁文灏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蒋介石一面下令医院一定要救活翁文灏，一面派钱昌照亲往杭州，组织抢救；又指派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组织专家小组会诊；又命有关方面将翁文灏父亲、妻子等在北平的亲属接到杭州，极尽关怀之能事，从而把两人的关系推到了极致。
    ◎早年在苏俄的艰苦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上世纪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