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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3日 > 钱塘听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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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顶一轮故土的明月
  ■游宇明
  中学时读高尔基的《海燕》,很为它那种澎湃的激情与浓郁的诗意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散文诗是郑振铎先生翻译的。1898年出生的郑先生不仅是翻译家,还是非常杰出的作家兼学者。
  与才华相比,郑振铎的“中国心”或许更让人钦敬。蔡登山《临水照花人》一书记载:“孤岛”刚开始时,一位已经落水的“老朋友”来看郑振铎,说是日本人很钦佩他,想请他出来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并拿出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声称是一个叫“清水”的日本人专门送给他的。郑振铎顿时怒发冲冠,当场将支票撕得粉碎,并痛斥了这位“朋友”。那个所谓的“老朋友”狼狈不堪地逃走了,郑振铎却气恼了好几天,总是念叼着“士可杀,不可辱”,“岂有此理,真正岂有此理”!过了些日子,他到中国书店看书,一位伙计悄悄走过来,耳语道:“来了一个日本人,叫清水。”郑振铎不动声色,继续翻他的书。这日本人用流利的汉语说:“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于版本之学的郑振铎先生及傅博山先生等,很想认识郑先生。”一位伙计用眼色探询他,郑振铎连连摇头,并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伙计们对清水说:“郑先生长久不来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清水走后,郑振铎赶紧叮嘱各家旧书店:今后凡日本人或不明身份的人来打听他,一概回答不知道。对郑振铎利诱不成,日本人准备对他下毒手,“七十六号”先是要求租界“引渡”他,后来更是准备派人绑架他,尽管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但郑振铎那颗炽热的“中国心”没有一刻改变过。
  不禁想起张爱玲与苏青。自上世纪9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去世后,在大陆被冷藏了40多年的她突然变得很炙手可热,一时间,似乎不谈张爱玲就是不懂民国文学。张爱玲在写作上肯定是有成绩的。她出生于1920年,是名门之后,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生性活泼、敏感、爱出风头,也很容易对世事生出种种细腻的与他人相异的感慨。她1942年开始写作生涯,曾在英文《二十世纪》月刊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戏及其他》等散文。1943年5月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6月,又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此后,张爱玲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在《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茉莉花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成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其时,与张爱玲齐名的是上海女作家苏青。原名冯和仪的苏青于1914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一个书香之家,比张爱玲大6岁,大致属于同时代人。21岁,苏青写了《产女》投给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发表时改题为《生男与育女》。1942年冬天,苏青在《古今》杂志发表《论离婚》,引起汪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注意。1943年4月,她在《风雨谈》上连载《结婚十年》,受到上海读者的追捧。1943年10月开设天地出版社,发行《天地》杂志。1943年春出版散文集《浣锦集》,引起巨大反响,曾一版再版。1945年,第二本散文集《饮食男女》上市,同样深受好评。1947年,她又写了《续结婚十年》,也有较大反响。
  然而,同顶一轮故土的明月,张爱玲、苏青在民族气节上却与郑振铎相距太远。就说张爱玲吧!1942年,张爱玲就曾与苏青同到周佛海处为汉奸、时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求情,使胡兰成最终免于坐牢。1944年8月,张爱玲更被感情冲昏头脑,与卖国求荣的胡兰成结婚。她明知《杂志》有日伪背景,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上面发稿。郑振铎曾让柯灵转告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时再印行,但一贯秉持“出名要趁早”理念的张爱玲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在失节的路上,苏青比张爱玲走得更远,说她有一定的汉奸行为毫不为过。苏青不仅经常将文章发表在有日伪背景的杂志上,还与一些大汉奸拉拉扯扯。比如她曾与胡兰成有感情纠葛,还曾在胡兰成落难时出手相救。同陈公博关系也十分密切,不仅写文章吹捧他,还在办出版社和杂志的过程中接受他的资助。此外,苏青出席过“中国文化人协会”发起人座谈会,3个月后参加了“日本文化使团”座谈会。1943年夏,还应陈公博之邀,短暂出任过伪上海市政府专员。抗战胜利后,苏青曾为自己的亲日行为辩护,她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太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定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我觉得这种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她只是将自己的行为定性为卖不卖文,而没有认识到在那种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做迎合敌人的事情,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国家的背叛。
  当外敌入侵国土,原住民的选择大致有四种:一是卖身求荣,成为新主子的走狗与帮凶,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一种是不为大恶,却将民族大义放在一边,只考虑个人的小得失,与侵略者眉来眼去,张爱玲、苏青便是如此;一种是逆来顺受,毫无作为,这是普通下层人士的常态;还有一种是像郑振铎一样心念祖国,保持纯洁的民族气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早日摆脱被人凌辱的命运。一个人纵然做不到第四点,最起码也不能与侵略者勾勾搭搭。
  我常常想,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张爱玲、苏青,但不能没有郑振铎。没有张爱玲、苏青,可以有李爱玲、赵青,没有郑振铎,一个民族的心就荒芜了。而一个心灵荒芜的民族是不可能有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人对张爱玲与苏青的过分偏爱、极尽溢美,其实是对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抗战时期的守节之士的精神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