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车上我看到一大群鸭子，在赶鸭人的带领下，屁颠屁颠地一路小跑在回家的路上。麻呀呀的一大片，根本无法估计它们有多少只。它们一律乐滋滋地向前探着脖子，惶恐而又紧张地穿过公路，谁也不敢停下来和谁打一下招呼。这时候我想起了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些鸭子，它们曾经沙哑着嗓子，在秋天的暮色里，如何急切地呼唤我的名字。
　　那时候家里养得最多的要数洋鸭和水鸭。洋鸭是不太讨人喜欢的，并不是因为人们常常叫它们“洋鸭木陀”，而是它们整天抖着个肥硕的身子，呆呆地卧在院子里，随时随地屁股一耸，“扑”地一下，拉出一泡青绿色的屎来。有时候也高高地蹲在篱笆的杉树桩上，走过它的身边，它把嗓子压得成了一条缝，喀喀地咳两声，然后伸出脖子，向前抖两下，算是与你打了招呼。相比之下，水鸭比它们要结人缘。水鸭一般早出晚归，长着相对灵巧的体态，虽然也哑着嗓子，但却比洋鸭叫得要亮堂多了。
　　我家最多的时候养过15只鸭子。全是水鸭。这15只鸭子分别是奶奶和妈妈在同一个卖鸭人那里买的。因为正是买仔鸭的时候，祖母在家以每只两元的价钱买了8只。而母亲在下班的路上，遇上了那个卖鸭人，最终她以每只一元五角的价钱买下了筐里所有的鸭子。据说这是倒担的价格。母亲喜悦地捧着一纸箱鸭子走进家门，看到了破脸盆里的鸭子和趴在脸盆边兴奋的我，她以为她纸箱里的鸭子提早进了家门。当她和祖母各自数落着对方自作主张的时候，我在一边偷偷地乐着，看祖母的鸭子和母亲的鸭子彼此用小小的嘴碰碰对方，它们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嘴里发出幼小的天真的童音，似乎在叫唤着名字。让我失望的是，在我一转身以后，我就分不清哪一只是母亲的鸭子，哪一只是祖母的鸭子了。但我还是失落地快乐着，由衷地喜欢着。
　　从那以后看鸭子就成了我放学以后的活计。那时候认为，15只鸭子走在村里坑洼的小路上，也算是一道浩浩荡荡的风景。云英家只有3只鸭子，李霞家有6只，可有一只是瘸腿的。水根家的鸭子算多了，有8只，但他家的鸭子不认识回家的路。每天，人家的烟囱里青蓝色的烟刚刚冒尽的时候，我就听见水根老婆——那个身材奇小，嗓门奇大的女人，沿着溪，嘴里不住地“a-lei-lei”地唱着，仿佛这是她和鸭子们共同的语言，或是方言。我曾疑心她的嗓门就是唱这首叫鸭子们回家的歌而变大变粗的。村里的大人们把她叫唤鸭子的时辰当作夜晚来临的标准。贪玩的孩子被父母找到了，揪着耳朵，一边拖一边骂，水根老婆都叫鸭回去了，你还不回家，日夜都不晓得？水根老婆沿溪唱了一圈，鸭子从草篷堆里钻出来了，她随手抄起竹枝条，把鸭子赶回家去。回到家一数，多了或少了，是常有的事。
　　我的鸭子们却不太让我这样操心。我家门前有个水埠，在水根老婆唱鸭前，我的那些鸭子一般都会在那里聚集。它们一个个地伸长了脖子，彼此拥挤着。这时候我拿着大半畚箕稻谷，一把一把地撒给它们。它们吃谷子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音，不时地甩一下头。它们脖子上都有一圈宽约寸许的白色颈项，我常常呆呆地看着谷子从它们的嘴里吃进去，顺着脖子，看着它们的脖子粗起来，慢慢地落下来，到了白色颈项那里，似乎成了一个围脖。
　　这些鸭子被我照管了一年多，这期间我给它们吃谷，它们下蛋给我吃。我和它们像朋友一样友好。我尽量在畚箕里装满谷子，它们一天不落地下蛋。有时候还下双黄蛋。当祖母从鸭笼里捡出一个个比我拳头还大的双黄蛋时，我是多么感谢它们。
　　等我懂得感谢的时候，鸭子们却没能躲过那一场瘟病。起初我们听到隔壁村庄的鸡鸭一夜间莫名其妙地死去。我害怕起来，很怕我的那些鸭子也会死去。过了一两天，村东头一户人家的鸡也死了。这时祖母和母亲也紧张了，她们把鸭子都关在笼子里不再放出去。那天清早，祖母第一个起床，她照例把家里里外外都打扫了，端着一盆糠拌饭来到鸭笼前，鸭笼里静悄悄的，她弯下腰去，看到了一片雪白的鸭肚子。它们都朝天躺着，向上弯曲着脚掌。
　　瘟病过去了，我还剩下一只鸭子，这是我最后一只鸭子。它变得不认识回家的路了，每天傍晚，它不再在水埠前等我，向我要谷子吃。它有时候会跟着别人家的鸭子到别人家去，有时候就被水根老婆赶回家去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我把它从水根家里认回来的时候，它孤单地走在石头路上，左右摇摆不停。我慢慢地走，它在我面前也慢慢地走。不时地嘎嘎叫两声，声音充满了凄凉。我想它也确实需要一些伴啊。天色慢慢地暗下来，它伸缩着脖子，走过水埠，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我看看它，它也望望我。
　　第二天傍晚，我找遍了整条溪，挨门逐户地问遍了还剩有鸭子的人家，没有找到这最后一只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