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叶，诗人威廉·布莱克就对“英国令人愉悦的牧场”上出现的“黑暗魔鬼”——工厂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发誓要用他的剑和精神斗争，在“英国葱郁的土地”上建立耶路撒冷。
    可惜的是，在威廉·布莱克发出豪言壮语将近200年后，在人类学习征服自然数百万年后，保护自然才慢慢成为一场全球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直到1962年，一本被当时称为“带有几个英雄人物的小作品”——《寂静的春天》问世，才提出了农药对自然环境的危害与环境的保护问题。
    瘦弱并身患癌症的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与世长辞。结果，先知卡逊最先引发的是一场诋毁的战争而不是革命，她的敌人包括社会名流、科学家与农药公司。卡逊只希望有害的农药不要毒害自然，但直到今天，她的梦想仍未实现。2007年，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戴维·米利班德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有机食物比“传统食物”有益，食用有机食物只是人们“生活模式的选择”。
    那么，对“生活模式的选择”，我们准备好了吗？100年的伪善与拐点
    20世纪最先抵达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在当地发现一个由大约25种体形大但不能飞行的鸟类组成的动物群——“恐鸟”，然后就计划用500年的时间消灭这些鸟类。上世纪70年代，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门前之狼》中举出了这个例子，以此说明我们的祖先无需复杂的技术就轻易破坏了居住地的环境。
    1936年，美国服装设计师露茜·哈克纳斯带给西方世界的一份礼物让人反省。她带着从四川汶川获得的小熊猫“苏琳”漂洋过海，在圣诞节前到了旧金山，随之引起轰动。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面对“苏琳”后悔不已——8年前，他和兄弟克米特在中国开枪猎杀了一只熊猫。他懊恼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作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我的儿子来代替。”
    之后反省的轮到政治家。罗纳德·里根进行军事扩充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一个副作用，便是一个由反核武器者、环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反党派政党“绿党”进入前联邦德国平静的联邦众议院。这个政党随后在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等国遍地开花。
    但是，上流社会的忏悔与政治家的战争从来都与拯救世界无关。1987年，美国人捕获了加利福尼亚最后一只野秃鹫，200万年以来北美最大的飞禽就此从天空中消失了；1997年5月，加蓬的原始森林中发生了一场猴群血战，缘由是连年的毁林造田和过度砍伐森林，猴子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2002年，成立了30年的“地球保护区有限公司”没有实现它“购买澳大利亚1%的土地，喂养产于本地的珍稀动物”的目标，这家借生态旅游来盈利的环保公司，股票在3天内下跌了60%——自然与商业分享利润的神话在股民心中破灭。
    2007年，以下行为被评论为伪善的环保：打着“环保＋限量＋低价”概念的“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塑料袋），却采取限量发售的商业手段，在伦敦放上货架的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eBay（易趣网）上飙到200英镑一个；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摄的环保纪录片《不能忽视的真相》，在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同时，还揭发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戈尔每个月用电惊人，超过全美平均水平20倍。生活的改变不靠顿悟
    1854年，梭罗出版了《瓦尔登湖》。之前，他花了28美元，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一座实用的小木屋，证明凭一张床、一张桌子、三只凳子、一面镜子、一只水壶、一只平底锅、一个煎锅、一个洗脸盆、一盏马灯以及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就可以过一个自然人的生活。
    到了2008年，刊登《瓦尔登湖》书评的时尚杂志，却是由北美森林的树木纸浆印制的。坐在餐厅里看着提倡Lohas（乐活）生活方式的杂志之我们，上衣来自亚洲的棉花和羊绒，吃的牛排来自澳大利亚或北美的牧场，喝的咖啡来自中美洲的热带种植园。
    地震的悲剧发生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建议中国人学习日本，敬畏自然。
    日本人在敬畏自然的路途也上走过很多弯路——二战后，濑户内海被称为“死海”、东京湾被称为“世界上最脏的海湾”、北九州市被称作“七色烟之城”；1969年，充满经济野心的很多日本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哮喘病，水中连大肠杆菌都无法存活。鳍长在身体一侧的鱼、两个头的小猫，畸形的初生婴儿，让一个民族受尽了教训。
    而早在2005年，中国就发生过一场关于“要不要敬畏自然”的争论。所谓真理，总在灾难发生后才被人重新提起。1985年的墨西哥大地震，人们指责冷漠的政治家；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人们反思城市的精神；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人们才意识到引以为豪的经济体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德瑞姆《变态心理学》用集体性创伤解释过这种行为，通过不断重复灾难的电视、报纸的投射，每个人都仿佛在灾难的现场，直到陷入心理的疾病之中——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挥舞拳头大声说要改变生活，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解脱。
    生活是否能就此出现拐点？2008年6月1日开始，中国超市按规定再无免费塑料购物袋，一份报纸标题却提醒人们：“公民意识觉醒胜过千条法规。”对充满欲望又意志薄弱的城市人来说，这句话听起来更像一句正
    确的废话。白天在写字楼吃盒饭、夜晚去酒吧找乐子的人们，总是做不到出行使用自行车、不用一次性筷子、使用环保电池、双面使用纸张、不吃口香糖、随手关灯、少开空调之类的小事——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类族群的生活要出现拐点，其实并无顿悟之说。
    改变我们生活的，是压力与危机，它让《人类环境宣言》、《斯德哥尔摩协定》、《２１世纪议程》、《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京都议定书》、《保护臭氧层国际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诞生；改变这个地球的，是商业利益与消费主义，它让全球一半湿地在２０世纪消失、森林减少了一半、２０％的淡水鱼濒临灭绝、２/３的耕地土壤退化。
    个中原因，有研究表明是人类已经习惯根据关系远近来判断利害。先知们的真知灼见从未让后人汲取过教训。灾难持续发生，进步带来消费与污染，我们不知道进化的方向是顺应自然，还是彻底征服。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皮肤上，如跳蚤般生活的我们，能看到多远？
    “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１８６９年出生的甘地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