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关工作多年，与许多领导和同事共过事，其中有几位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沈者寿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记得第一次与沈者寿相识，是在1981年，我刚到共青团杭州市委办公室工作。当时，团市委要开一个全市青年工作会议，办公室一位秘书代拟了市领导的一个讲话稿，送给了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不久，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这个稿子要作些修改，请起草人到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去商量一下。起草稿子的秘书感到不太好意思，就让我代他去参加修改。
　　我到了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接待我的就是时任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沈者寿。他和蔼地对我说，不是说这个稿子写得不好，只是由于从领导讲话的角度、风格上看，稿子还要作些修改。当他知道这篇稿子不是我起草的，就说由他来修改，让我帮他誊清。他改完一页，我就抄清楚一页，大约一个小时，就把稿子修改完了，其中有不少是重新写的。
　　一篇领导的讲话稿，一气呵成地写好了，他的理论功底和文字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初，我调到市委办公室任副科长，沈者寿同志是市委办公室主任，我的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的对面，可以说是天天见面。此后的11年，沈者寿同志先后担任过杭州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担任市委副书记以后，除了继续分管市委办公厅、市委政研室之外，还分管全市的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政法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作为市委副秘书长，曾协助他做这方面的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沈者寿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习，勤于思考。每当《人民日报》上一些重要社论发表以后，他总是认真阅读、研究，用红笔将一些重要的句子划出来，及时将中央的精神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为市委和市委主要领导当好参谋助手，他的所思所想常常很快体现在市委的一些决策、文件和材料之中。
　　他还十分注重对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对中外文化和新的知识的学习。他日常的讲话和文章中，总是能够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沈者寿是在市政协常务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的，而这时我正好到市政协担任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他在整理完办公室后对我说，这些年积累了许多报纸，一直舍不得丢，把它留给你，也许对你有用。我拿到这一大叠报纸认真地翻看了一番，发现都是些他用红笔划过的各种报纸上的精彩文章，而这些文章他都是认真读过的。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我也深切地感到，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也正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从沈者寿身上常可感受到。他思想开放，非常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善于用新的观点观察分析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由此结出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果实。他在到企业调查研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由区属校办小厂娃哈哈兼并市属国有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的建议，并一手促成其事；他连续7天调研街道工作，看到当时街道主要领导干部忙于大办经济而放松街道的管理和服务的情况，认为这样下去是令人担忧的，他提出了搞好服务是街道工作的基本任务，抓好管理是街道工作的中心环节，发展经济是街道工作的物质基础的街道工作思路；他在1995年就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问题，提出要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做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相协调；他提出杭州不仅要经济繁荣，而且要文化繁荣，认为城市如果只有经济的躯壳而没有文化的内涵，那就称不上是现代化的城市。他对杭州的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化名城工作都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杭州应当有文化发展战略等许多精辟的观点……我虽没有与沈者寿在政协共过事，但从他的一些反映政协工作的文章中，感到他对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多独到的思考和研究。干一行，钻一行，并能很快掌握这一行规律和诀窍，这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使在退休以后，沈者寿仍不停地学习、思考，对人、对事提出独到的观点。
　　在工作中，沈者寿对部下不仅是交任务，还教做好工作的方法，与他一起工作，听他讲话，总能够学到许多东西，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他作报告、发表文章基本上不用秘书代劳，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很少有官话、套话。
　　他胸怀大局意识和正义感。我是2002年初市政协换届时到政协机关工作的。换届之际，新老交替，我作为办公厅主任，意识到要处理好老领导的办公室和用车问题将是一件不可轻视而又有点难度的工作。换届大会结束后，正在我们筹划调整办公用房和用车问题时，沈者寿就悄悄把他的办公室清理完毕，把房门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上，并对我说，他用的汽车已经交还了车队。来到他已清空的办公室，拿着他交出的钥匙，我的内心非常感动，我们没有要求他交出办公室和用车，而且换届后有一个过渡期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他却主动地做了。他那种始终如一的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作风，让人肃然起敬。
　　在一起共事，能让人记起一些美好的事情，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