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华城东一个普通的两居室里，记者见到了郭慕天老人。说明来意，清癯的郭老凝视了一下窗外婆娑的树影，向我们叙述起他漫长的从教之路。

　　辅仁深造　热血爱国
    1918年，郭慕天出生在金华县寺前王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在武义县随父母受洗礼入教，然后进入金华育才教会学校念小学。由于学习刻苦，信教虔诚，毕业后被教会送到杭州天主教备修院的小修院学习，后转入宁波神哲学院。抗战爆发，他看到日本飞机在中国上空低空盘旋，耀武扬威，十分气愤；回到金华又看到火车站被日本飞机炸得满目疮痍，尸体横陈，年轻的心被震撼，爱国志被激发，而且融入到他日常的弥撒、祈祷中，期盼拯救中国，拯救人类。
    1943年，郭慕天以优异的成绩从神职学院毕业，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专研教会史，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大学期间，他就发表了不少有关天主教研究文章，被誉为“神学才子”。
    爱教和爱国是分不开的。以前中国天主教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称“传教区”，不独立。郭老读大三时，抗战胜利，教廷提升中国为“圣统制”，把青岛田耕辛主教调到北京升任红衣主教，主管中国教区。但当时北京教区的教产由法国人掌管，当然不肯轻易交出，于是百般阻挠、抵制，开价10万美元补偿金，并告到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蔡宁（音译）处。消息传到辅仁，郭慕天拍案而起，到处游说“中国要自主”的主张，并在教会《铎声》杂志发表《日本教难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发出中国天主教应该由中国神职人员当家的自主自立的呼声。
    1948年，郭慕天从辅仁大学毕业，他舍弃出国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到了金华，以传道员的身份在义乌、东阳传教。旧中国的农村，民生凋敝，到处是茅棚、泥路，以及面黄肌瘦的饥民。郭老捧着圣经，穿着草鞋，夹把油纸伞，蹒跚在泥泞的山道上，那情景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56年，他被推选为金华市政协常委，并动员他到金华市区主持天主教教务。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郭老作为浙江9名代表之一赴京参加了盛会，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1958年以后，天主教活动几乎停顿，郭老转业到只有四五间平房的金华中医院当医生。他仍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金华天主教鳞爪》、《中西文化交流功臣殷铎铎》、《浙江天主教》、《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等一批著作和文章，整理了浙江天主教3位法国籍、1位匈牙利籍、1位意大利籍、18位中国籍，共23位神父的小传。他被誉为国内天主教的“活字典”。

　　欣逢盛世　爱教不倦
    粉碎了“四人帮”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开始落实。1980年，郭慕天参加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恢复工作的首次会议。1983年北京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开办，但缺人才，已退休的郭老欣然应召到北京担任《中国教会史》主讲。没有适合国情的教材，郭老花3个月时间、自己编写了10多万字的《中国天主教史纲》，课余还兼校医，一人数职，忙得不亦乐乎，说当挚爱成为现实，生命就会年轻。
    1987年，浙江省天主教代表会召开，郭老被推选为省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作为著名的宗教人士，郭老当了50年县、市、省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责，从不敷衍了事。在70多岁担任省政协常委时，积极提案，如《尽早落实兰溪天主教活动场所》等，并不顾高龄，到处奔走呼吁，不少提案得到了落实。
    多年来，郭老积极抵制境外宗教势力对国内宗教的干涉和渗透，他说：“宗教工作无非就是思想工作，思想统一了，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
    抵制不等于封闭。在嗣后郭老担任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期间，他友好地接待了不少欧美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天主教人士。当得知中国台湾的著名红衣大主教于斌逝世，他也通过教友表示哀悼。
    谈到去年纪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５０周年活动，郭老兴奋地说，这次庆祝活动受到贾庆林主席的接见，回良玉副总理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视和关心。“１９５７年开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大会时，浙江有９位代表，如今其中８位已去世。５０年后仅剩我一个去参加庆祝大会。可我高兴的看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全国各省市代表中，不少是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７年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我的学生，他们现在已是各地天主教的主教、主任司铎，师生相聚分外亲切，每天我房间总是挤满人，后继有人啊。”
    告别时，郭老坚持送到楼下。走出好远，回首仍见郭老在目送我们。多么慈祥的老人啊！重温他爱国爱教九十如一的嘉言懿行，笔者深感党的宗教政策是何等正确、英明。